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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古籍文献中的北京岁时

来源:新华网 | 乔天一2019年01月02日09:10

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先秦时期,今天的北京地区就建有一座名为"蓟"的都邑,也就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燕国都城。秦灭燕后,蓟城虽然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却仍是北方的一座核心城市。由汉至唐,因而未改。五代时期,幽蓟之地入北,辽太宗以之为南京,号为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又称燕京。金朝灭掉辽和北宋后,鉴于原都城上京会宁府地方僻远、气候苦寒,遂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大兴府。及至元世祖忽必烈时,又在中都附近大兴土木,起建大都城,作为新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城的雏形。这么算来,北京的人民在燕山脚下、永定河畔的这片土地上生活,前后总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三千多年的历史里,北京经历过金戈铁马、边声四面的战乱世道,也赶上过重译款塞、九有来王的太平盛景,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日中为市、男耕女织的平凡日子。此城坐落于燕山与太行山的怀抱之间,往北是游牧民族聚居的边塞之地,往南则是人文綦盛的礼乐之乡,两种文化在北京融合,形成了北京人特有的性格:热情,大方,眼界广,"讲究"多。特别是在过日子方面,一年三百六十日,哪天该干什么,北京人总是记得一清二楚,说得头头是道。

比如说,正月十九,在大多数地方的人看来,都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日子,然而如果您问"老北京"这天有什么说道,他们多半会告诉您:"这是燕九节呀!您不上白云观‘会神仙'去?"您看,元宵刚过完,北京人又给您弄出个"燕九节"来,有意思不?

又比如,"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我国民间常有的说法,并非北京特有的节日。然而在北京,关于"二月二"也有一堆要注意的:首先,这一天妇女是不动针线的,说是怕伤"龙目"。其次,这天吃饭也有很多名目,吃饼要叫吃"龙鳞",吃面叫吃"龙须",吃饺子叫吃"龙牙",吃米饭叫吃"龙子"……总之,一切都跟"龙"有关系。搁在别处,可没北京这么多说道。

其实,这也不能怪北京人瞎讲究。首先,北京地区四季分明,何时春来,何时入夏,大家都很清楚,季节更替容易给居民留下深刻印象。且旧时不像今天生活条件优越,想吃些好的,穿些好的,往往要借着过节的由头,而随着季节变化"过节",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时间久了,这种"顺时而动"的岁时文化就成了本地文化的一部分。其次,北京在历史上先是边镇要地,后来又是帝都,不仅市井繁华,而且人文荟萃,每当季节交替之时,公卿贵戚、文人雅士辄有游赏,如春游满井,夏看洗象,秋登窑台,冬观冰嬉,给北京增添了很多热闹,逐渐就成了习俗。除此以外,北京历史上又是诸多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些名人留下的事迹、佳话,乃至被后人附会出来的传说,都成了岁时文化的一部分。如正月十九日白云观"会神仙",就是因为俗传丘处机"成仙"之后,每到这一天都会"临凡度世",北京人去白云观,为的就是凑这个热闹。像这样的节令,大都是北京特有的讲究,有着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

经过三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北京的岁时文化可说是非常丰富的。不但从正月到腊月,每个月都有一些特殊的节令;而且就现在保留下来的文献材料看,从辽金到明清,乃至到了民国,每个时代也都有不同的好尚。更难得的是,同是一个节,往往官家有官家的过法,民间有民间的说道,这就更加凸显了北京岁时文化的丰富多彩、底蕴深厚。

可惜的是,记载北京岁时景象的古籍文献颇为浩繁,但又往往不为今人所熟知,导致本地虽有丰富的岁时文化因素,当代北京人却往往对其不甚了了。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姑以本篇小文抛砖引玉,简单介绍几部关于北京岁时文化的古籍文献,希望能够引起更多读者和作者对北京岁时文化的重视。

一、北京岁时文献的概况

说起与北京岁时有关的古籍文献,自然是非常浩瀚的。唐、五代以前,相关资料还比较稀罕,自辽代将此地定为"南京"以后,就渐渐丰富起来。一方面,辽人自然会记录本国的社会风俗。这些文献虽然如今大多已经佚失,但在《辽史》里还保存下来一部分。另一方面,宋辽之间既有交战,又有使者往来,因此使者回国后往往会将见闻笔之于书。这些散见于笔记和文集的材料,也给我们了解辽代北京的岁时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到了金代,情况又有所不同。辽代的南京只是五京之一,皇帝四时捺钵往来,定期停驻,并非完全的统治中心;金代则自海陵王完颜亮起,就彻底徙都于燕,称之为中都大兴府,在这里设官立朝,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达数十年之久。故而相对辽代来说,金代官私文献中记载燕京风俗的更多、更全面。比如说,当时文人名士的诗文集中就有很多关于贵人击球、射柳,民间放偷等风俗的记载,而且往往描写颇详,比起辽代的文献记载来,显然进步很多。但到蒙古兴起之后,金国在军事上长期陷入不利局面,不得不迁都开封,中都大兴府由金代的国都变成了蒙古的燕京路总管府治所,人物凋敝,城邑荒残,也就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当地的岁时文化了。

四十年后,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元世祖忽必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元",将国都迁至新建的大都城。自此以后,北京重新成为国都,对北京地区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记载也随之丰富起来,表现形式也更为多样化。元代著名文学家,曾"六入翰林,三拜承旨"的欧阳玄,就曾写过《渔家傲》词十二首,每首咏一个月份的北京风物,如其中的《正月》词:

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日班行相见了,朝回早,阙前褫帕欢相抱。

汉女姝娥金搭脑,国人姬侍金貂帽。绣毂雕鞍来往闹,闲驰骤,拜年直过烧灯后。

这首词虽然篇幅不长,却涉及了京城正月气候、元旦大朝、以相抱为礼的习俗、贵家妇女衣饰、拜年,以及元宵节("烧灯")等与北京岁时文化相关的内容。尤其由于欧阳玄具有卓越的天分,故能将优美的笔调与丰富的文化信息相结合,使读者感到回味无穷,这是更难得的。我很想向读者们仔细推介绍这十二首《渔家傲》,可惜文章篇幅有限,只能姑举其一为例。好在欧阳玄的《圭斋集》依然存世,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关于元代北京岁时的杰作,就是熊梦祥的《析津志》。熊梦祥是江西人,曾任白鹿洞书院的山长,后来入都,历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后以老致仕,隐居在今门头沟的斋堂村,致力于编纂《析津志》。这部书在明代中后期就已散佚,幸而《永乐大典》和其他明人著作中还有征引其书之处,故上世纪80年代,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曾就该书做过辑佚和整理工作,后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析津志辑佚》的名义出版。此书虽是残阙之本,但其中的《风俗》和《岁纪》两部分仍然保存了大量与元代北京岁时风俗有关的记载。如《风俗》记夏日宰辅游西山,名为"巡山",以及京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属官同赴通州,名为"巡仓",都是后人初所未闻的。又如《岁纪》载二月八日游皇城、九月皇帝还京、十月开射圃的场面,以及每月太庙荐新的食品名目,也都有裨于闻见,足资谈助。

元代以后,除明初的三十年外,明清两代皆定都于北京,关于北京岁时的文献愈加浩繁。据不完全统计,在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里,文献涉及北京年节习俗的,至少有一百六七十种之多。其中,纯以载录北京岁时胜景为主题的文献,就有《北京岁华记》《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京都风俗志》《春明岁时琐记》《春明采风记》等书,辟有专门章节记述北京风俗的,又有《万历顺天府志》《宛署杂记》《酌中志》《康熙大兴县志》《康熙宛平县志》《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十几种。北京岁时文献的丰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难得的是,北京岁时文献数量虽多,也有彼此借鉴、影响之处,但各书之间却绝非简单的互相抄录、引用关系,而是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又根据自己的见闻与考据加以辨正。如《帝京岁时纪胜》与《燕京岁时记》,同为清人之作,同记北京岁时风俗,但一系雍乾全盛时期之著作,一记光绪渐衰时代之景况,虽同记一事,而盛衰自有差异。即如同记新春琉璃厂之景象,《帝京岁时纪胜》曰:

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

《燕京岁时记》则曰:

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

据此,则至光绪朝时,琉璃厂已无灯景可言,较之雍乾极盛之时,显然是要逊色一筹了。

又如同为有关元宵节的记载,《帝京岁时纪胜》的说法是:

十四至十六日,朝服三天,庆贺上元佳节。是以冠盖蹁跹,绣衣络绎。而城市张灯,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永夕,金吾不禁。悬灯胜处,则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为最。

《燕京岁时记》却说:

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兵部灯于光绪九年经阎文介禁止)。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

按"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即今前门外的大栅栏地区。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已经是北京著名的商业区。据清代中期的记载,每年一进正月,大栅栏商户白天做生意,夜晚张灯取乐,而灯景多与所营业务一致,算是一种宣传自己的手段。由于灯景之讲究与否,能够侧面映射商户的经济实力,故而各家多竭力营求,所制之灯争奇斗艳,为京城胜景。到光绪时期,大栅栏的灯景已无可观,转而以东四、地安门这两个较新的商业区,以及工部、兵部两衙门的灯景为盛,这无疑象征着大栅栏商业区的衰落。对于渐就衰落的清王朝来说,这样的景象并不是好兆头。

上述的两例,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文献记载,以见北京岁时风物变迁的极好证明。像这样可供比对的记载,在北京岁时文献之中是极为常见的。无论是研究北京的社会风俗,还是仅对北京的年节文化感兴趣,北京岁时文献都不可不读。

二、北京岁时文献的结集

如前节所说,关于北京岁时的古籍文献是非常浩繁的,书海茫茫,寻觅颇难,而找到之后,从中爬梳史料又要花费很大精力。即使是专业研究者,要天天跑图书馆,翻书抄卡片,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更何况仅是对北京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爱好者呢?面对这种局面,北京岁时文献的结集就应运而生了。

杂抄文献,汇为一编,古已有之。如《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之类,先确定天地日月、风雨雷电、草木鸟兽等门类,再将所见文献中相关的内容一一抄出,归于相关门目之下,以便写文章时查检。以其据类成书,故谓之"类书"。及至清初,朱彝尊仿其成法,组织门生将古来文献中与北京有关的一一抄出,分门别类,编为《日下旧闻》。乾隆朝时,清高宗又命廷臣以《日下旧闻》为蓝本,加以考据、补充,遂成《日下旧闻考》。这一段故事,是治北京史地之学者无不知道的。

进入民国时期,西方的学术体系传入我国,史料之学渐受重视,当时的学者颇有致力于搜集文献,纂辑成编,以助研究者。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北京的社会风俗也在逐渐更易。旧日万人空巷、兴高采烈的庙会、香会,在新知识分子看来,已有"迷信"的嫌疑;从前商家过年休市的习俗,也因经济不景气,不得不做出改变,以求多奔些"嚼裹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两部重要的北京岁时文献集成,就是张次溪的《北平岁时志》与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

张次溪是广东东莞人,本名仲锐,后改江裁,次溪是他的号。父亲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张伯桢,号篁溪,故他取号"次溪",以示克绍箕裘。他自幼随父母居住北京,所以名虽粤人,实则对燕京风土的了解远过于故乡。一九三〇年,刚从孔教大学毕业的张次溪受聘于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从事《北平志》的纂修工作。此后的六七年间,他参与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走访北平的各处寺庙、古迹,编著《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北平庙宇碑刻目录(与许道龄合作)》等文献集成和工具书,并自刻《北平史迹丛书》《燕都风土记丛书》《京津风土丛书》《中国史迹风土丛书》等,其中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当数《北平岁时志》。

"岁时志"之作,始于六朝。梁人宗懍作《荆楚岁时记》,记载自元旦以下二十多个节令的荆州民俗,是为"岁时志""岁时记"体例的开端。此后历代撰述,续有仿作,多记一时一地的岁时节令文化,对于研究岁时文化极有帮助。单就北京地区而言,此类文献就有明人陆启浤《北京岁华记》,清人潘荣陛《帝京岁华纪胜》、让廉《京都风俗志》、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多种,进入民国以后,尚时有作者。张次溪编著《北平岁时志》,可谓对岁时志撰著传统的接续。

不过,张次溪编著的这部《北平岁时志》,与传统的岁时文献有很大不同,其显著特点在于张氏将自作文字与引述前代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此书自正月至十二月,依月分卷,卷首先有张氏自作的一篇小序,谈本月节令风俗之概况,以及自身目见耳闻之节俗流变,有提纲挈领之效。小序之后,乃自朔日至月末,以日为目,历引文献中关于该日习俗的记载,以见时序之推迁、风俗之流衍。哪怕是对北京岁时文化毫无了解的读者,读起来也感觉眉目很是清晰。特别是所引各书上起明代,下至晚清,前后相去数百年,时世盛衰不同,人情好尚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故虽同记一事,而内容常有歧互。张氏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文献搜集在一起,按时代排列,则每一节日、习俗在不同时代的情形灼然可见。这种体例既是对传统文化中"岁时志"一体的沿袭,也是旧学术受到新风气影响的结果,可以在史学史上留下一笔。

张次溪的《北平岁时志》成书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据书前林志钧序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可知),约一年后,另一部北京风俗史料方面的杰作就出版了。这就是李家瑞编著的《北平风俗类征》。

李家瑞是云南剑川人,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进入中国文学系学习,师从刘半农。一九二八年,李家瑞从北京大学毕业,经刘半农介绍,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做助理员,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三二年,李家瑞著成《北平俗曲略》(一九三三年出版),此后便在刘半农的指导下,从事北平民间风俗史料的分门辑录,至一九三六年十月,辑录了数十万字的史料,命名为《北平风俗类征》,于次年五月出版。该书分为岁时、婚丧、职业、饮食、衣饰、器用、语言、习尚、宴集、游乐、市肆、祠祀及禁忌、杂缀十三门,征引文献达五百种以上,堪称洋洋大观。

《北平风俗类征》虽然出版较《北平岁时志》稍晚,但论对岁时文献搜集整理的全面程度,则骎骎乎驾其上。李家瑞所辑录的岁时文献,上起辽金,下至民国,达一百八十余种之多,而且其中有不少出自张次溪所忽略的俗曲、报章等文献,因此对历史上的北京岁时节令风俗展示更为全面。此外,李家瑞编著本书,本意在于推进对风俗的研究,故于每条史料,均用简短的三五个字概括出其大意,以便检阅,这对于读者也是很有帮助的。

统观两书,《北平岁时志》在史料丰富程度方面,显然要比《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逊色一筹,但《北平岁时志》每月均有张次溪自作小序,对北平的岁时风俗有所总结,这又是胜于《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的了。而且,张氏所收史料虽不及《北平风俗类征》浩博,但也有超出李家瑞所辑之处。因此,这两种文献集成之间,颇有可以互相参证的地方,可以并行不废。

说到这里,笔者又有了一点儿想法:张、李二著,均成书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从一九三七年到二〇一七年,忽焉又是八十年过去了,这八十年间的风俗变迁,比之前的几百年还要剧烈。可有读者愿埋头于故纸堆中,编一部新的《岁时志》,又或新的《风俗类征》吗?笔者拭目以待。

三、北京岁时文献的出版

北京岁时类的文献,固然如前文所说那样浩繁,但至今也已经整理出版了很多种。特别是以出版"北京古籍丛书"闻名的北京出版社,从1960年出版《长安客话》以来,已组织点校了八十多种与北京文史相关的古籍,其中如《析津志辑佚》《帝京岁时纪胜》《康熙大兴县志》《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京都风俗志》《燕京岁时记》等,都与北京的岁时文化关系密切。特别是2010年出版、2017年再版的《北平风俗类征》,辑录的北京岁时史料尤为可观。我们虽然不能说,北京岁时文献已经被北京出版社"一网打尽",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部分文献,确实已经以点校排印的形式贡献给广大读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由于北京古籍丛书的出版目的主要是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预计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专业研究者,故其成品多以繁体竖排的形式面世。这固然是从保障史料可信性、减少编辑错误的角度考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导致书看起来不那么"平易近人",无形中提高了读者接触古籍的门槛。对于大众读者来说,读北京史料,主要还是为了从中寻找乐趣,那么一些趣味性较强、文字比较通俗的古籍品种,是否可以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出版,以便利普通读者的阅读呢?于是,就有了"北京岁时"书系。

"北京岁时"书系,是"北京古籍丛书"的子系列,第一批预计出版三部,依原作的成书时间排序,分别是《燕京岁时记(外六种)》《北平岁时志》《北平岁时征》。

《燕京岁时记(外六种)》一书,顾名思义,一共收录了七种北京岁时文献,按时代顺序,分别是陆启浤《北京岁华记》、王养濂《宛平岁时志稿》、张茂节《大兴岁时志稿》、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让廉《春明岁时琐记》、蔡省吾《北京岁时记》。这七种文献篇幅都不大,故合为一书,而以篇幅最长的《燕京岁时记》名之。把这七种文献读完了,从晚明到晚清,北京的岁时风俗变迁,也就大致可见了。

《北平岁时志》,即前文提到的张次溪之书。张书有小序,有文献,两相参证,相得益彰。《燕京岁时记(外六种)》中,最晚的是清末民初蔡省吾所著的《北京岁时记》,而蔡氏生于咸丰年间,至清末民初,已如鲁殿灵光。张次溪则生于宣统元年,刚刚记事,就发生了辛亥革命,基本算是民国的第一代"新人"。因此,《北平岁时志》各卷小序中的张氏亲所见闻,正好与蔡省吾《北京岁时记》中的记载相接续,而其所杂引的各种文献,更可与《燕京岁时记(外六种)》互相印证。这就是《北平岁时志》不可不出的原因。

继之其后的,则是《北平岁时征》,也就是《北平风俗类征》中的《岁时》一门。如前文所述,《北平岁时征》是一部为学术研究而编纂的资料集,编者搜罗文献时,不但穷尽了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古籍,而且还遍及报纸、歌谣、俗曲等前人所不措意的文献。在"北京岁时"书系的三部图书之中,《北平岁时征》虽不如《燕京岁时记(外六种)》与《北平岁时志》的内容有明确的时代性,但若论搜求广博、用功深湛,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体现,确当推此书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