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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狂人日记》:别人的妹妹

来源:《创作评谭》 | 侯桂新  2019年01月17日08:12

原标题:别人的妹妹——从《狂人日记》说开去

一百年前,《狂人日记》横空出世。

由于小说言约义丰,寄意深远,释读者众。鲁迅自言该作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世人论证此点,多举历史上的“吃人”与狂人发狂及恐惧被吃为例。反复阅读这篇现代白话小说的发轫之作,我认为,小说临近结束的第 11、12 两节(总共 13 节)以狂人的妹子为牺牲,是鲁迅精心设计的情节,具有性别意义上的深刻性。简言之,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固然逼疯了个别男性,但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性——因毫无反抗之力,受害更深更普遍。

在小说中,狂人回忆往事,终于悟出妹子之死,责任全在大哥。“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然而,“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由此,相对于受害女性,所有成年男性便都具有了原罪,希望,大约只在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狂人日记》为何虚构出这样的情节?大约和鲁迅的生平经历有关。鲁迅曾有过一个妹妹,家里唤作端姑,约生于 1888 年 1 月,十个月即早夭了。端姑的夭折单纯出于疾病,但被鲁迅改写,移用作封建批判的事例。

以“妹子”为未成年女性的代名词,以“妹子”的牺牲或面临危险作为社会文化批判的证词,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并非孤例。单以小说而论,《阿Q 正传》的第七章《革命》写到,阿 Q 有一天晚上躺在土谷祠,发生了革命狂想曲,其中包括对异性的想象:“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 可惜脚太大。”他先后想到了五个女性,顺序是:别人的妹子——别人的女儿——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老婆——寡妇。以妹子开头,一方面因为“妹子”离婚姻最近,另一方面相对于“女儿”和“老婆”而言,妹子被保护的力度更弱,仅高于寡妇。《在酒楼上》则写到了一对姐妹——阿顺和阿昭,吕纬甫想送两朵剪绒花给阿顺,却得知阿顺已死。导致她死亡的原因之一是她伯伯长庚因借钱不成,骗她说她的未婚夫比他(一个偷鸡贼)还不如,令她对人生彻底绝望,一病不起。至于阿昭也已长大,然而“长得全不像她姊姊,简直像一个鬼,但是看见我走向她家,便飞奔的逃进屋里去”,“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阿昭将吕纬甫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这种对陌生男人的恐惧肯定和阿顺的遭遇有关,同时也是男权文化下传统未婚女性的普遍反应。

“妹妹”这一身份,在“五四”前后文化语境中的意味大可玩味。对于未婚女性而言,不称某某之女,而称某某之妹,意味着她的被监护权由家长让渡给了兄长。许多时候,她和兄长联系在一起,主要是由于其未婚的身份,当兄妹一起出现在别人的视线中、日记里,往往和她的婚姻状况有关。譬如,鲁迅 1920 年 3 月 17 日的日记提到“孙冠华嫁妹,送礼一元”,同年 4 月 2 日又记“谢仁冰嫁妹,送礼泉一”,1930 年 4 月 19 日又记“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若非这三个别人的妹妹出嫁,她们和鲁迅不会发生任何关联。即在散文《狗·猫·鼠》中,鲁迅也曾写道:“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然而时代毕竟变了,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已经有一些妹妹开始跟随她们的哥哥参与社交活动,甚至凭借个人才华引起他人的注意。如鲁迅 1929 年 8 月 3 日记有“下午朱莘濬及其妹来”,1932 年 11 月 16 日记有“舒及其妹来”,1934 年 8 月 7 日又记“内山书店…… 并绍介山室周平及其妹善子来访”。1921 年 8 月

16 日,鲁迅致信宫竹心,其中提到“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这些记录中的“妹妹”,已经在哥哥的带领下参与到和异性世界的交往;她们的人生价值,已不仅仅体现在婚姻上了。

鲁迅作为“五四”之后的文化名流,有较多的机会和别人的妹妹交往。按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将朋友的妹妹发展成恋人和妻子,从逻辑上说顺理成章,从事实上看这在现代作家中并非没有,例如戴望舒爱慕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未果,后来和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为夫妇。然而鲁迅没有。鲁迅来往最多的是俞氏三姐妹和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尤其是和许羡苏交往非常密切,鲁迅离京后,更是托她陪伴母亲,打理家务。自 1921 年 10 月至 1933 年 10 月,12 年的时间里,许羡苏共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 251 次。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有好事之徒揣想其中是否存在暧昧。从相关记载看,鲁迅离京后就没有再和许羡苏见过面。1932 年初,许羡苏到上海小住,与鲁迅同城,大约因为身怀六甲,也没有去探访过鲁迅。这年 3 月,鲁迅全家外出避难,周建人一家寓居许羡苏住处,将她的有关情况转告了鲁迅。3 月 20 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男及害马,全都安好,请勿念。淑卿小姐久不见,但闻其肚子已很大,不久便将生产,生后则当与其男人同回四川云。”1933 年9 月和 10 月,鲁迅收到许羡苏两封来信,从日记看,他都没有回信。此后,许羡苏就从他日记中消失了。我个人认为,鲁迅和许羡苏的交往,对后者成长为一个现代独立女性是有帮助的。

“妹妹”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则往往和情爱联系在一起。鲁迅在作品中经常提到“林妹妹”,便大都是如此。对于当时文坛上专写爱情而脱离社会实际的作风,鲁迅评价不高。1934 年 11 月,他在杂文《随便翻翻》中写道:“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大 [ 天 ] 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不过他在 1936 年 8 月所作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又认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最后说一点人情之常。大凡家里只有兄弟的人,会渴望有一个姐妹,心理强大的更希望是一个妹妹,以投放与生俱来的温柔心和保护欲,并从同辈女性身上感知细腻温柔。鲁迅作为大哥,亦有此心。 1926 年 1 月,鲁迅写《有趣的消息》,其中有如下词句:“然而也还是‘妄有主张’,没法回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连有一个那样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灵均。我的终于‘妄有主张’,或者也许是无可推托之故罢。”表面上充满讽刺,但我们不妨设想,假如鲁迅的妹妹没有早夭,兄妹长时期一起生活,会不会对鲁迅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带来某些影响?考虑到鲁迅对兄弟的付出(甚至曾亲自给病中的周作人倒尿罐子),作为鲁迅的妹妹,该得到多少疼爱呵护,该是多么的幸福?遗憾的是,鲁迅没有姐妹。他的儿子周海婴也没有。 1936 年 9 月 22 日,鲁迅写信给母亲,报告海婴近况:“他同玛利很要好,因为他一向是喜欢客人,爱热闹的,平常也时时口出怨言,说没有兄弟姊妹,只生他一个,冷静得很。”这“冷静”,竟似来自鲁迅的遗传。

(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