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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诗》

来源:光明日报 | 张庆利2019年03月01日09:26

顾颉刚先生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论到"周代人的用诗",将它们分为四种:"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又说:"诗用在典礼与讽谏上,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用在赋诗与言语上,是引申出来的应用。"(《古史辨·三》)可见,前二者是《诗》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后二者则是时人对《诗》的运用。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后二者,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出现,而于《左传》中尤为集中。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见出春秋的政治生态、《左传》的表达艺术,以及《诗》的经典意义。

从《左传》对"春秋时事"的记述中可见,时人或进行激励,或看待他人,或议论事件,特别是作者评判人与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常常引诗为证,把《诗》作为典范、依据、准则与证明。宣公十一年,晋国的郤成子向周边众狄希求结盟,众狄纷纷响应,晋诸大夫想要召集众狄在晋地盟会,郤成子没有同意,他说:"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于是当年秋天,盟会在狄欑函举行。引诗出自《诗经·周颂·赉》篇,以文王之勤政作为榜样,勉励众人。昭公二年,鲁国的叔弓到晋国访问,晋君派人到郊外迎接并安排到宾馆,叔弓一再谦让,强调"寡君使弓来继旧好",晋国叔向十分赞赏,称他"知礼",并说:"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引诗出自《大雅·民劳》,原为对执政者的告诫,这里用为对叔弓的赞美。昭公七年,晋国的韩宣子出使楚国,楚国没有派人郊迎。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晋侯也不打算派人郊迎。叔向说:"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于是晋侯派人郊迎。引诗见《小雅·角弓》,原诗为劝告周王不要疏远兄弟而亲近小人,这里叔向用以提醒晋君为人行事将为民众之典则,所以应该尊礼为善。可见,《传》中人物常常以诗论人,以诗释事,《诗》俨然成为修身立德的典范和行事为政的公理。

"君子曰"是《左传》作者评价人事、表明态度的直接告白,书中还以"君子谓""君子以""君子是以"之语表达同样的意思。据统计,《左传》以上述语言直接表达观点者共88处,而用诗者竟达38处,涉及45篇次!《左传》用诗首例便是隐公元年作者对颍考叔的评价:"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君子曰"的插入,不仅不让人感到突兀,反而以其简洁明快起到了点化的作用;而《诗》的引用不仅使评价有了纵横历史的高度,也突出了《诗》的典范意义。

《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称诗喻志,即赋诗言志,既可以臧否人物,还能够观国家兴亡,可见意义重大。昭公十六年,晋卿韩起访问郑国,访问结束,郑国的子齹、子产、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等六卿为他饯行。席间,韩起请六卿赋诗,并明言"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子产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各以诗表达了对韩起的赞美、对郑君的感恩、对未来的期许,所赋诗又均在《郑风》,因而韩起听后赞赏道:"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赋诗的原则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赋诗者不仅要赋诗成诵,还要连类所及,合于场景;而听诗者不仅要理解对方赋诗之意,而且能够以诗作答,表明己意。襄公十九年,鲁国的季武子到晋国拜谢晋为鲁出师,晋侯设宴招待他。范宣子代表晋君赋了一首《黍苗》,这首诗见于《诗经·小雅》,是一首赞美召穆公经营谢地的诗,显然意在借此称赞鲁君,当然也有点老大自居的意思。所以季武子听后马上起身,拜谢道:"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首先以小国安定来自大国庇护的认识,表明感谢之情;又以诗中"芃芃黍苗,阴雨膏之"之句做比,表明谢意之强烈;同时对诗意加以引申,表明对时常得到晋国庇护的期待。最后,季武子又赋了一首《六月》,诗在《小雅》中,为歌颂周宣王派遣尹吉甫讨伐猃狁获得胜利之作,季武子以此既是赞美,也是希望。

在《左传》的记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诗》常常成为化解矛盾、提出要求最恰当的遮蔽和最堂皇的理由。襄公二十六年,卫国侵占戚国东部边邑,杀掉晋国戍卒300余人。于是晋与鲁、宋、曹等国在澶渊会盟,并讨伐卫国。卫献公被迫到晋国并试图参加会盟,却被盛怒中的晋人抓了起来。当年七月,齐景公和郑简公相约到晋国为卫献公求情,晋平公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晋平公赋《嘉乐》(今《大雅·假乐》),诗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之句,既赞美两国国君,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国景子代表齐君赋《蓼萧》,诗中有"蓼彼萧兮,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之句,既表达见到晋君的欢喜和感谢,又向晋君提出以兄弟之义看待各位诸侯的希望。子展代表郑简公赋《缁衣》,诗中有"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之句,意思是说,我们这次来到贵国的朝廷,回去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到君主美好的赐予。可见,三人的赋诗都表达了情感,后二人也传达了诉求。

在这里,诗是对思想的一种修饰,也是对语言的一种美化。它使得思想的表达极为委婉,极为诗意,使得语言的风格极为婉致,极为典雅,可称"笔舌妙品"(钱钟书语)。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从小就开始学《诗》,无论是摄职从政的男子,还是待字闺中的女子,也无论是中原各国,还是异族蛮夷,都必须烂熟于《诗》,做到随时称引。在当时,不能赋诗或听不懂别人赋诗含义的人是被人所鄙视的。在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赋诗言志为血腥的政治斗争蒙上了一层文质彬彬的温柔色彩,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

在《左传》的用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常常间杂着一些引者的解释,应该说这些解释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有许多是牵强附会的,不合于原诗的意义。但是其中反映出了一种倾向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时人对诗的一些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诗的评论。宣公十五年,羊舌职称《大雅·文王》中的"陈锡哉周"是说周文王能施"明德";成公四年,季文子评价晋景公时引诗"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强调"敬"的重要;襄公七年,韩无忌引诗"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召南·行露》)并解释道:"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昭公元年,赵文子引《大雅·抑》"不僣不贼,鲜不为则"后,解释说这是"信也"!在解释《诗》的背景时,用诗者也常常立足于道德的层面。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前,申叔时评论楚军时引《周颂·思文》"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之句,突出"德正""时顺"方可"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小雅·常棣》本是宴享兄弟时赞美兄弟情谊的诗,而在富辰的眼里却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的警诫之作(《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观乐"是难得的一份学术史资料,季札论周乐时秉持着"美"与"善"的双重标准,"美"主要赞美其艺术形式,"善"主要评价其道德内容,其中已经蕴含着孔子"尽善尽美"的文艺观念。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推荐郤縠为城濮之战晋军元帅时,说他"说(悦)礼乐而敦《诗》《书》",并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在"君子曰"的评论之语中,更是较多而集中地使用了"昭忠信""不信之谓也""求善""敬主之谓也"等话语,涵盖了忠、信、仁、善、敬、礼等许多观念,以德义释诗。以德义论诗,既体现了时人对《诗》评价的着眼点,从而奠定了儒家论诗的基调,也蕴含着以诗为教的思想,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左传》用诗虽然多"断章"而"余取所求焉",但由此可见《诗》在春秋已经具有的高度的经典意义,以及在上层贵族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态度的温婉手段,是衡量道德修养和政治情怀的共识标准,是评价人事得失和政治成败的鲜明法则。不仅如此,引诗为证,还直接影响了汉代韩诗说的形成;赋诗言志,后来逐渐演化成为文人雅集赋诗唱和的文化盛景;论诗重德,奠定了儒家讨论诗乐的价值标准。《左传》的记事强化了《诗》的经典意义,推动了《诗》的经典化过程。

(作者:张庆利,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