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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庆祥:叩击无物之阵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杜佳   2020年10月15日07:32

编者按

2020年,最早一批“80”后已经40岁了。

他们从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转型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逐渐拥有稳定的形态和鲜明的特征,一路走来,犹疑与执着并举,迷惘与坚定并在。值此节点,中国作家网特推出“‘80后’作家对话录:个体·代际·经验”专题,通过与八位知名“80后”作家、评论家、诗人的深入交流,力图展现他们的新风貌,以及他们对生活、文学创作上的思考。此外,专题亦约请相关评论家关于“80后”文学的评论文章,多角度阐释“8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希望在本次专题中,我们能够对“80后”文学群体有更多新的发现与思考。让我们在回望中细致梳理,在展望中奋力前行。

杨庆祥:叩击无物之阵

文|杜 佳

2014年11月6日,33岁的手机销售员潘小梅被卡在北京地铁5号线列车门与屏蔽门之间,不幸身亡。这一天,北京地铁5号线的客运量是98.96万——在惠新西街南口站台等车的潘小梅,是地铁乘客里的百万分之一。两天后,出事站台损坏的113号门已经被修复,并于当日头班车投入运行。出行早高峰时,汹涌的人流不曾因一个生命的逝去有片刻退潮。这道屏蔽门附近,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这次事故发生3年前,31岁的杨庆祥曾沿着地铁4号线一路向南,想着寻找一处稳定的安身之所。由于路途遥远,相当长一段日子里他在地铁上完成自己大部分的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创作,从住处到单位,单程通勤七十分钟,“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可以在地铁上读读书,后来发现并不可行,即使是非高峰时段,地铁上也很少能找到位置,用手机写诗是最合适的方式。他常常在地铁站簇拥的人头中产生错觉,以为置身于某一场灾难大片,人类被魔灵附体,然后僵尸一般地蠕动。他收集了一些地铁安全的常识,并在背包中常年准备了手电筒,他在地铁上见过打架、抢座、乞讨、亲吻、晕倒……那是人世间的各种情态,像一帧帧电影的断片”(杨庆祥《“黄金时代”备忘录》),而其中最激烈的形态,便是潘小梅的死亡。两个个体的生命经验因为一次毫无预兆的“突发事件”产生了交集,此前他们完全陌生,杨庆祥并不认识这个因意外去世时小他一岁的年轻单身母亲,都说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事故发生时他也并没有亲眼所见,但杨庆祥分明感受到了“肉体在钢铁挤压下的巨大疼痛”,他写下了一首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潘小梅——给所有地铁上的死魂灵》。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06年7月,受一种“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的观念驱使,杨庆祥只身前往广东东莞,接触那里的农民工,完成一项调研。这项当时连杨庆祥本人也不十分清楚将走向何方的研究,一定意义上正是日后引起诸多社会关切和热议的文章——《80后,怎么办》的发端。

阿甘本曾指出:“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 一方面本能地拒绝被贴上诸如“80后评论家”等标签,一方面执着地为时代激流中幽微低语的陌生人争取着姓名——与时代同行而又对之保持着警惕与疏离,是杨庆祥的生存姿态。

即使坚称自己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似乎从未放弃“救赎”的可能,那些悲悯的襟怀和不曾宣之于口的抗争烙印在他的写作、他的日常和视线所及……也许只是萤萤微光,而一些“百万分之一”终于因此浮现出逐渐清晰的面目——他们是为攒钱给父母盖房、为抚养儿子坚持漂在北京,租住400元隔断间,下班摆地摊的潘小梅;是“做不起梦了”“渴望受到一些公平待遇”的东莞农民工;也是“身在学院,心在四野”的杨庆祥。

建 构

记者:首先请谈谈您目前的状态。

杨庆祥:我目前从事的工作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集中在对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这是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本职工作。我主要给本科生开设中国当代文学史、小说和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精读等课程,另外也给研究生和博士开一些比较前沿的课题,比如“当代写作与当代批评”等等。

其二是当下批评。比起笼统地将之归纳为当代批评,似乎在“批评”前使用“当下”这个词更加准确,因为我更关注的是一些非常现场的文化、文学、思想现象,并对之进行判断和发言。当然,我所指的发言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这一个领域,有可能涉及更广的范畴。实际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跨学科的、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公共空间等层面的观察和研究。我个人认为当下批评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建构力量,如果仅仅将其放到文学生产流通的环节中去,这个视野就比较窄了,当下批评更应该参与整个当代生活的建构。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些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都会有这种建构主义的倾向。

除此之外,我还从事写作,主要是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写作。作为诗人我非常强调个人,强调个体独特的审美和对世界的独特经验,这是我比较享受的一种秘密花园式的创造性行为。

记者:当初“80后,怎么办”这项研究是引起过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这与您谈到批评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建构当中的愿景非常契合。您在这项研究的成果之一《80后,怎么办》一书中谈到,这是为包括您自己和跟您有一样经历的年轻人,寻找一种80后历史定位的研究。研究的动因除了归结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及经历的变化,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审视,促使您做具有一定专门性和持续性的研究的考量是什么?

杨庆祥:我是在博士阶段对自己作为代际的一份子有了比较强烈的自觉,就是说有了“我作为一个出生在1980年代的生命个体和历史存在”的清醒意识。个人与历史和社会之间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亦或个体和集团、个人和历史、个人和社会之间到底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一直以来所有思考、写作和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现在这个出发点对于我来说仍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丰富不同的侧面。从一开始我就感到,如果仅仅谈我一个人可能意义不大,所以要把问题放在一代人,甚至更多代际的人这样一个参照系里来讨论。所有的思考都必须建立一个坐标系,从而实现定位。

具体来说,这个坐标系的纵轴是历史的轴,需要把五四以来整个中国现代的家国历史和命运纳入进来, 而坐标系的横轴则要参考同时代发生的大事件。比如说我们80后这一代人的同时代发生的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这都会构成我们认知生命、自我,乃至整个世界的态度,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是我思考问题的基本考量,只不过对某个问题的思考会触及不同的侧面。比如说我在《80后,怎么办》中更加关注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缺乏真正的历史的“实感”,也就是缺乏历史的维度,身上有太多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当时我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进入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构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我思考的重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我现在反而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在很大程度上被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庸俗化了,没有真正把握住那种革命的、浪漫的东西,因此也没有产生真正有效的“回心”和抵抗。

记者:对《80后,怎么办》有些非常积极的评价。比如北岛评价《80后,怎么办》的写作,“把社会现实、作品分析和批评家的个人经验融合在一个整体性的批评实践当中——这是一种实验性的写作。”您是否认同这一评价?怎么理解“实验性的写作”,它与一般性的写作有何不同?

杨庆祥:如果从学科的角度去看《80后,怎么办》这本书,会发现从文章到陈述其实都非常不规范。它既不像一篇论文,也不像一个调查报告,也不是一个随笔。当时似乎很难对它进行界定,所以北岛才说这是一个实验性写作。其实这正是我的目的所在,我希望它既有个人的经验和思考,又有社会观察和分析,从而形成不能马上被定位的、思想的形式。《80后,怎么办》的写作获得了十月文学奖,当时的授奖词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概括:“以高度的现实敏感性搭建出文学与思想、专业批评与原创理论、个体经验与普遍知识的桥梁。……在历史与美学的经纬交错中,扩充至群体乃至当代中国的思想命题……这元气淋漓的当代原创思想,寄予着中国年轻作者以思想书写的方式介入当下问题的自觉担当意识。”

今年疫情期间,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天涯》上,叫作《“黄金时代”备忘录》,以第三人称叙述,梳理了2008年到2019年由个体折射的时代经验,这与《80后,怎么办》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也无法被定义到底属于什么体裁,但这次写作比《80后,怎么办》在思考上更加成熟一些。写作《80后,怎么办》时,我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非常直接,缺少审慎的迂回,写起来也有些磕磕绊绊。

观 照

记者:您的文章中出现过对50后具有坚固的历史记忆的一个细节描述——与两位50后老师同行途中,他们唱样板戏《沙家浜》的一个小插曲。您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共和国早期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在他们最重要的一些时期,历史戏剧性地楔入了他们的生活,并从此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回首往事、书写历史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一个个人空间里面思考和想象,而是与历史进行有效互动。”如何理解“个人与历史有效的互动”?假如从这点出发,80后这代人的表现如何?就目前来看,这一代人中写作者的实践和努力是有效的吗?

杨庆祥:我不会以“80后写作者”为特定观察对象。在《80后,怎么办》里面,你会发现其实我关注的群体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农民工。

我想“80后”是一个大的概念,而不单纯是一个“80后的作家或者批评家”的概念。我非常警惕小圈子化,我个人也特别警惕“80后批评家、诗人”之类的标签。当然现实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被标签化,但标签在某种意义上限制和窄化了对一个人的认知,因此即便身为80后,我也并不想强化这样一个标签。

《“黄金时代”备忘录》这篇文章篇幅大概有一万多字,里面没有谈到任何一个80后的作家,甚至没有谈当代作家。我在疫情期间的另一个访谈——《后疫情时代将对人类亲密关系构成重要挑战》——采访当时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发现通篇只字未提文学,后来由于这篇文章被转发的热度很高,我又应《中国新闻周刊》之约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后疫情时代的人性》,同样也没有谈具体的文学。但这并非意味着文学的缺席,而是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内在精神结构,实际上无论我就何种话题发言,从哪个角度发言,其实都不可避免地带入了文学的视角,我的整个心智结构、精神结构已经天然地与文学在一起。

至于与两位50后老师同行途中的发现,当时作为一个晚辈,我看到历史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之深,让我非常感慨。但毫无疑问我夸大了他们与历史的同一性,而忽视了背后的历史结构。比如他们与历史的对话和互动并不一定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一个“被迫的选择”。后来钱理群老师专门在文章中回应了我的这个问题,认为我夸大了50后这一代人和历史的同一关系。我就此有所感触并不意味着80后比他们做得更好。事实上80后也同样会被一种力量带入到历史里面去,只不过这种力量并不是“文革”和“上山下乡”这种运动式的,影响也并不那么剧烈,而是代之以一种潜移默化。这其实对80后、90后甚至00后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即,是否有足够的历史敏感性和历史自觉去意识到问题的症候。

对于50后、40后、30后而言,可以说他们有被历史“挟持”的一面,这种影响是“显性”的,因此他们能够意识到,也知道去反抗。规避还是加入,他们可以做一个选择。但是对80后、90后、00后,甚至更多的年轻一代来说,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就已经被历史裹挟了。由于他们本身缺乏自我,反而会生活在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错觉里面。这种情形有点像面对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我一直说80后或者更多的年轻人,与历史之间是一种互相观望的状态,同时互相并不真正理解对方,面对无物之阵更加容易陷入虚无,所以再之后90后的“佛系”,以及最近网上流行的“不要做奋斗狗”的宣言都非常有意思。你越是奋斗,越是强调我要努力赚钱、努力工作,就越是被更深地卷入到一种固定的秩序里面去了。很多说法表面是轻松的、调侃的,但其中折射出来的历史意识、选择的痛苦、精神的焦虑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症候,很可惜很多人文观察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现象。

对 话

记者:能再深入地谈一谈80后这一代写作者怎么参与到历史和社会建构中吗?

杨庆祥:很多时候不是想参与就能参与。80后的写作者如果要参与到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中,可能首先要做的是“放弃自己”,让自己“不那么作家”,至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

记者:是指打破外界对作家的刻板印象和期待吗?

杨庆祥:对。从修辞和讲故事等层面来讲,已经有非常多成熟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一个好的作家,而是真正有个性的人。

不得不承认,目前我们甚至连一个有个性的文学人物都没有。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作品中,想要找出一个真正有个性的人几乎不可能,这是最糟糕的。比如我们一提到狂飙突进时代,必然会想到《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他那么狂热地爱大自然,爱他心目中完美的女性,甚至可以为之献身殉情。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普通人看到这种人或者形象的时候,会震惊于自己的无能,会反省“我怎么能活成这个样子”?于是自我和历史的更新就发生了。我们现在缺乏这种能引发人自我更新诉求的形象和力量,每天都在既有的秩序里循环,但历史需要一种强大力量的作用才可能发生一点点改变。

记者:在以往的一次采访中,我注意到作为发问的一方,您与受访者对写作的态度截然相反,对方认为“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直接跟存在对话”,而您认为“我们整个的写作也是跟世界不发生对话的关系”,至少“越来越有这个趋向。小说、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都是这样,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繁衍。” 能否结合自身的创作和对其他写作者的观察谈谈这一认识?

杨庆祥:我的观点好像一直在游移不定,可能采访当时我更加认同那样一个“自我繁衍”的系统,但是现在我觉得对话也非常重要。

记者:认识还是发生变化了。

杨庆祥:对,每天都在不停地变化,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观念。我当时说“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不与社会进行对话”,强调的是文学不应该成为一种宣传的工具,不能为了对话而去对话。它永远是在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去跟这个世界对话。要实现这一切,文学首先要占据一个特殊的、不能被替代的、不能被批量化生产的位置,也就是说它首先必须是非常个性的,然后才能真正有效地去对话。惟其如此,对话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记者:既然对写作的认知一直都在发生变化,那么您是否有长久欣赏的诗人呢?

杨庆祥:我对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举几个现在仍然喜欢的诗人吧。中国古典诗人中我喜欢李煜、李商隐。在欧洲诗人中我喜欢荷尔德林、里尔克和保罗•策兰。在中国的当代诗人里我比较喜欢顾城、昌耀。

由此你可以看到我喜欢的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风格非常多样。我也希望在自己的亚博体育app苹果版 中表达出一种综合性的风格,但是往往还做不到。最近这些年我特别想通过一种极端的个人性表达出极开阔的历史感。

记者:怎么理解“通过一种极端的个人性表达出极开阔的历史感”?

杨庆祥:很多读者认为我的诗都是爱情诗。但我其实是想用一种醉生梦死的爱情,来表达虚无绝望的“政治抑郁症”。

有时候我们处在一种盲目的历史语境中,少数人占有利益优势似乎已经成为了公理,而且沉默的大多数从内心也认同了这种所谓“公理”。比如我们认为某些人的财富和权力是与生俱来的,并认同这种秩序的正义。这等同于放弃独立判断,“蒙着双眼”把自己交付出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我觉得多年以后,当我们谈到这一个时期的这一现实,可能会脸红,而我们的后人,也会为我们感到羞愧。

记者:所以我们迫切需要那些不一样的思考和声音。

您谈到过一次具体的阅读体验——读80后作家郭敬明的《小时代》同时读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并且得出一个判断:“在我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考分离了。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而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您认为造成阅读和思考分离的原因是什么?请谈谈对我们时代阅读行为的思考。

杨庆祥:当初这一说法现在看来是有缺陷的。在任何时代,阅读和思考结合都是少数人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阅读和思考是分离的。人们去读一本书可能抱有非常强的目的性,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一本书里得到养成,其实只是少数人的期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是一个文化精英主义者。

我们不能期待沉默的大多数能创造出非常高级的文化,但同时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一部分人在召唤之下,无意识地加入到创造中来。不得不说,对大多数人而言,对阅读的期待还停留在获取快感这个层次。

记者:您认为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杨庆祥:我目前最关注的就是疫情对整个世界秩序所产生的持续性的影响。最近我准备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包含疫情对人性、对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对我们自身以及生命的认知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虽然还没动笔,但是其中的一些点已经在想了。

事实上自疫情发生以来,我的悲观情绪在加深。本来我以为疫情会让人更多地反思,更多地回到生命本身的经验里面来。但事实却是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灾难面前反思,然后调整生命的航向,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绝大部分人则变得更加的欲望化,从精神哲学的层面来看,这无疑是让人失望的。

记者:您是一位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批评家。那么在您的经验中,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理想关系是怎样的?

杨庆祥:理想关系就是各行其是,偶尔相聚。就像两个恋人一样,每天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偶尔在一起吃个饭,说说亲密话,第二天起来还是各走各的路,各干各的事。在保持各自个性的前提之下,进行真正灵魂上的交流,这是最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