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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园:“限制”叙事带来的审美张力
来源:长江文艺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 蔡家园   2020年10月14日08:38
关键词: 审美张力 限制叙事

“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万种方式。”小说家詹姆斯的说法固然有些夸张,却道出一个真理——小说就是讲述的艺术。能否找到最巧妙、最精彩的叙述故事的方式,是判断一个小说家水平高下的重要尺度之一。这既关乎小说的美学品质,也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而要讲好故事,首先需要确定讲述者,然后就是处理叙事角度。正如勒伯克所言:“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到角度问题——叙述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毋庸置疑,叙述视角是小说技巧的关键。

在福楼拜之前,西方小说都是运用全知叙述视角,也就是“上帝视角”来讲述故事。福楼拜第一个使用限制叙事技巧,与《荷马史诗》开启的全知叙事传统迥异,给读者带来全新审美冲击,所以他被誉为现代小说鼻祖。所谓限制,指的是对叙事者视角的限制。在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那里,故事中的所有秘密都为作家本人所掌握,他极为自信,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阅读者也畅快于全知全能;而到了福楼拜,他的叙述变得小心谨慎,作家所知显得有限,文本中存在诸多“未定点”,须得读者通过想象去补充。福楼拜的限制叙事引发了小说美学革命,也使小说文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由此,小说技术变得更为复杂,叙事难度增加,其智力游戏意味得到进一步凸显。此后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的叙事技术往往指向哲学观念,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基本的技巧变化仍与叙述视角有关。曹军庆拥有丰富的世界文学阅读经验,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到列夫·托尔斯泰,从卡夫卡、马尔克斯、卡彭铁尔、博尔赫斯到巴别尔,他均有广泛涉猎,因此对小说叙事技巧有着较为深入的领悟。他对叙述视角的实验热情,从他早年的作品中即可窥见一斑。

《逃亡》和《烟灯草》发表于2003年,堪称曹军庆早期的代表作。在这两个短篇中,他处心积虑经营限制性“讲述”,流露出对形式狂欢的某种迷恋——这种迷恋也草蛇灰线般延续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已然成为其小说的基本美学特征。

我们先来分析《逃亡》。这部短篇小说不过六千来字,讲述一个潜逃的杀人犯因疑心而杀死女房东,故事很简单,读起来却不觉平淡。其奥妙正在于,作家对叙事进行了精心设计。

曹军庆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情境,叙事者由一个反映者所取代,这个反映者就是主人公冯雨春。但冯雨春并不像一般的叙述者那样对读者讲述故事,读者只是通过他的眼光来看待小说中的人物、场景和事件——作家将视角置于故事之内,也就是主人公的意识之内,运用了典型的内部聚焦模式(当然,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视角发生变化,随着冯雨春的失踪,叙述视角转换成了外部聚焦模式)。小说的叙述者似乎被隐匿,所以全部的场景仿佛赤裸裸呈现在读者眼前,那种热气腾腾的、闲散无聊的小镇生活氛围,栩栩如生、历历如目。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这些真实“呈现”的细节其实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全是冯雨春的“看”和“思”,并未客观呈现生活的全部真相。假如追问主人公的生活和经历,还会发现尚存许多暧昧的暗区。冯雨春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他走上逃亡之路的原因是什么?由于运用了限制性视角讲述,文本中存在许多“未定点”,需要读者发挥想象去补充,故事才能变得完整清晰。譬如,房东周慧琳的信息完全来自于冯雨春的视角,关于她的叙述其实是受到“限制”的。周慧琳对冯雨春怀有好感,主动借手机给他、同意他单独租房,最后奉上身体。可是,她为何两次就补鞋匠的身份、经历欺骗冯雨春?也许于她而言,生活太过无聊,这是她游戏人生的方式。若果真如此,那么她关于丈夫之死的叙述,又有多少真实性?不得而知。细读文本会发现,周慧琳的叙述均与“暴力”有关,而这些信息又全都经由冯雨春传递。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她的叙事可能就是在冯雨春的“限制”叙述中产生的“事实”——与其说“周慧琳像是说着别人的事,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是关于她的状态的真实描绘,不如说这只不过是冯雨春的感受和理解。限制叙述的信息是被冯雨春选择过的,也深深刺激了他。这个外表看上去淡定、内心极度惶恐的男人嗅到了危险,于是杀害周慧琳,继续迈上逃亡之旅。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没有波澜起伏,而悬念接踵而至——有的可解,有的无解——皆源于叙事视角的限制,“限制”使得叙事充满张力。

在这部短篇小说中,内部聚焦模式的限制性视角还对塑造人物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一方面,曹军庆对主人公的外貌特点、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绘(如“穿黑色西服,有时是深蓝色。他衣冠楚楚,面容和善,但不太和人说话。”“他在窗口一站就是半天,背影一动不动。”“在一个地方,冯雨春只能住上十几天。最多也不超过一个月。他总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他要确保在睡眠状态里,必须有一些硬物硌在脖子上。”),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冯雨春的限制性观察来折射其内心世界。冯雨春总是站在窗口“看”和“想”:看到收破烂的老年夫妇在费劲地处理一个旧皮箱,“冯雨春露出会心的微笑。远远看去,好像他们俩正在宰杀或肢解一只动物。”看到箱式冷冻车驶过,他联想:“它可以冷冻食品,也可以冷冻死尸或活人。”周慧琳递给他一部红色手机,他“突然觉得手机上面长满毛刺。或涂上了一层黏稠的液体,像血。”视点所及之物和因之展开的联想,均与杀戮和死亡相关,暗示了冯雨春性格的敏感、多疑、冷漠和残酷。由冯雨春的视角展开的叙述,不仅驱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完成了对他自己性格的塑造——主人公的面目变得清晰可感。小说中多次写到这个神经质男人默然站在窗前观察,暗示了他就是生活的“窥视者”。这个窥视者内心充满不安和惶恐,逃亡似乎成为他的宿命。曹军庆大概是想借这个人物来象征现代人的命运——无处不在的不安,弥散而又无法确证的威胁,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在逃离中才能获得暂时的安宁。在如此短的篇幅中能塑造出一个比较鲜明的人物,曹军庆表现出与先锋小说醉心于书写观念化的、抽象性的人物不一样的艺术旨趣,也显示出不俗的艺术才华。

至于《烟灯草》,采用两个视角交叉叙事。“限制”的视角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完成了叙事本身;另一方面,它影响人物命运,导致悲剧发生。“限制”视角在这部小说中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功能性的,又是内容本身。

那么,重读曹军庆这两部短篇小说有何意义呢?如果放在先锋小说或者现代小说的流脉中来考察,与马原、洪峰、余华、格非等人的代表作相比较,这两部作品更像是对前辈同行的致敬之作。但是,如果回到21世纪初期的文学场域中来考察,则会发现深意存焉。当时,随着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兴起,文学界整体转向关注现实,注重揭示尖锐的社会问题,而在艺术上则普遍表现出粗糙的写实特点,不大重视对现代叙事经验的吸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曹军庆醉心于操弄叙事,正是对现代小说美学品格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在曹军庆的个人写作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预示了当时一位年轻作家未来的美学生长点——对叙事技术的重视、对人物心理的关切以及对语言节奏的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