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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故乡、时代与人民
来源:《长江丛刊》 | 李雪梅   2020年10月14日08:42
关键词: 百里洲纪事 朱朝敏

乡村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近年来集中出现了一批聚焦精准扶贫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乡村文学的内涵。但是,如何突破既有的乡村叙事模式,真正深入到乡村内部肌理,发现乡村的疼痛与新生,如何避免囿于观念的空泛冗杂,在更深广的时空中开掘乡村现实,是对作家的严峻考验。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讲述了湖北枝江百里洲的十二个扶贫故事,探究乡村和农民命运的变迁,具有鲜明的个人美学印记,是新时代乡村叙事的重要收获。

一、以地方性体验耦合乡村整体的呼愁

百里洲是朱朝敏的故乡,也是她文学的原乡,滋养着她名为“孤岛”的文学地理版图。这个长江中央最大的沙洲岛,四面环水,至今仍需借助轮渡才能与外界联系,若不是以百里洲为明确目的地,是连路过它的机会都没有的。因此,一般人只知道百里洲盛产棉花,它的砂梨香甜可口,曾经是枝江少有的富庶之地,但后来受制于交通和资源,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来自百里洲的朱朝敏却告诉我们,孤岛百里洲具有天生的文学气质。《百里洲纪事》的扉页上写着:“此际,/大地在,流水在,天空在,孤岛在,/我在,你在。”这些文字来自朱朝敏的自序,在分行排列后产生了神奇的效应。朱朝敏与孤岛在天地之间相互守望,一幅由天、地、人简笔勾勒出的孤岛图,悠远辽阔,一种用文字铸就的故乡情,恒久绵长。由此开启溯源故乡的亲近之旅,祛除了一般扶贫文学惯用的外来者视角,朱朝敏在切己的地方性体验中深入到乡村细部,在与故乡的切切共情中,以真诚的写作成就了众多扶贫文学中的“这一个”。

朱朝敏在“后记”里特意指出:“参加精准扶贫的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居住在城市的公务员去‘下乡驻村’,而是回到村庄。归乡之旅,一条溯回的道路,逆着时光的河流,回到本源,回到初始的地方。”她以回归的方式与文学曲径通幽,只要人类的家园感存在,这种回归冲动就是一个诉说不尽的文学主题。《塔灯》里,朱朝敏忆起童年时跟随大人在地里忙碌,夜幕降临,“我们在棉花田中间的路上奔跑,相互呼喊。我们必须呼喊‘我在这里’,否则,那高大的超过我们弱小身体的密集的棉花田会伸出秘密的大手,掳走我们、吞没我们。”“我在这里”的呼喊声回旋在棉花地,既是童年时代的自我指认,帮助朱朝敏在黑暗中找到回家的路,也是如今返乡书写时的自我认同,帮助她再次与故乡赤诚相见。十二个故事里,“我”都是在场的,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辗转在“我”的家庭或工作关系里,这种“在场”并非是加强真实感的策略,而是确立情感立场的重要通道。

当然,“在场”并非完全融入,朱朝敏坦言:“近距离只是标榜‘我’在场而已,并不能说明我完全融入了那个独特的场系。”现时的乡村远不是儿时的模样,隔膜在所难免。于是,在朝向过去的情感认同和立足当下的现实隔膜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距离感,正是这种距离感,让她没有流连在乡愁的幻象里,而是在屡屡被再次进入的故乡掀起情感风暴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乡村的问题症结。乡村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综合性改造和治理过程,在经济指标上脱贫达标相对容易,但人本身的改造和提升相对困难得多,尤其是那些常常为人忽视的心理隐疾,成为农民获得幸福生活长久的阻碍。在与故乡亲密接触的过程中,朱朝敏意识到,已有的金钱和物质帮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命状态,因此,她把自己定位为忠实的拍摄者、记录者、聆听者和接受恩典的受惠者,如实记录农民心灵深处的疼痛和对生命尊严的渴望,发现乡村在历史变革中的困惑与奋进。

二、以个性化写作回应时代的召唤

当作家以在场的姿态进入乡村的扶贫现场时,如何跳出繁复庞杂的表象,冲破僵化的思维定势,在更深邃的时空里建构新时代乡村叙事的坐标,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面对的新课题。一线扶贫工作提供了大量崭新的文学素材,这是时代与生活的馈赠,但太切近的现实也充满了陷阱。扶贫工作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工作流程,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和考核目标,具体工作是如此琐碎,如果没有独特的眼光和艺术感悟力,是很难讲出好故事的,因为与时代同频共振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的写作,因此,在充分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坚持个性化美学追求就显得尤其重要。朱朝敏近年的写作一直关注普通人的心理暗疾,《百里洲纪事》在展现巨大扶贫成果的同时,重点聚焦乡村的精神现场和心理现场,正是她写作美学的自然延续。个性化追求与时代召唤的无缝对接,让百里洲在众多扶贫故事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具个性色彩的精神现场和心理现场。

用心灵发现心灵,朱朝敏触摸到那些沉默的灵魂深处,体悟到那些被贫困众生相掩盖的精神困境。《请你说话》里黄大国用十九年牢狱生涯为母亲致死赎罪,现在又艰难抚育养女被侵害后产下的小女孩。面对所有的污名化指控,黄大国的回应只有沉默。同样沉默的还有《从前的暴风雪》里被命运抛弃的杨春天,《棉花之殇》里自杀的田青山老人。这个沉默地带浸透着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因此这里的“请你说话”并非一个单纯的表达问题,更是一个如何让他们看到希望打开心扉的问题。《塔灯》的结尾,是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句:“远处的灯塔/忽然发出如此强大的光,/夜晚和缺席如此迅速地被恢复,/在此夜,在此甲板上——它们搅起的痛苦!/为了那些被抛在身后的人的最后的悲伤,/想念的虚构……”故乡那些鳏寡孤独、留守儿童、精神病患和天灾人祸的受害者,那些身陷困境的人们,需要的正是“远处的灯塔”,让那“强大的光”支撑生命的信念。扶贫先扶志,就是要帮它们找到这座“灯塔”。文学是人学,扶贫也是关乎人的时代伟业,文学与时代就这样在人的救赎与自我救赎中相遇。

在重大的时代变革中,对现实保持足够的敏感,及时回应时代的召唤,是作家的历史使命。但是,如何穿透繁杂的现实,在零碎的细节中把握时代的整体性特征,如何从深度和广度上理解时代的精神内涵,在历史的总体性视野中确立时代在历史中的位置,对作家而言是相当有难度的,但也是使自己免于成为一个肤浅的乡村记录者必要的思想准备。精准扶贫是一项改变乡村和农民命运的伟大创举,也是一道任务极其艰巨的时代难题,减贫工作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任何简单化的乐观想象都会远离乡村现实,贫困不是一天产生的,脱贫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百里洲纪事》的十二个故事均以正文加后记的形式呈现,后记是正文的延续,也是对扶贫成果的又一次检视,乡村和农民生活状态明显改善,但依然问题丛生的乡村现实更不容回避,尤其是精神脱贫的难度不容忽视。事实上,惟其难,才更见出扶贫方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正是文学对时代的深刻回应。

三、以人民性立场传递历史进步的信念

这里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名词,他们是停留在旧时光里的杨勇,是坚持挖掘真相的覃老太,是命运的弃儿杨春天,是心中供奉着石羊的杨凤英,是坚韧的李桂香和沉默的黄大国,是遭受侵害的乡村幼女和独自奔向死地的乡村老人,也是“我”和“我”先生、周先海、曾庆喜、李文峰、辉哥、老王这些扶贫干部,正如朱朝敏所说:“我们互为依靠、互为扶持、互为见证时,我们的整体‘人民’一词,才有机会被呈现出浩瀚的态势。”

在第一人称“我”的讲述中,故乡的人们对生命尊严和人间大道的坚守,让“我”一次次为之震撼。尤其是覃老太、杨春天、杨凤英、李桂香这些女性形象,她们的精神小庙是如此强大,完全颠覆了人们心目中刻板的农妇形象。《我们想要虞美人》里年近八旬的覃老太拒绝政府的任何帮扶,却始终坚持为被侵犯的小金蓉讨回公道,“一个坏人也不放过”,这是个人诉求,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固守,这股精气神让她在哪怕再不堪的岁月里都高傲地活着。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覃老太从自己的家庭悲剧中看到了乡村治理水资源和土壤的迫切性,呼应国际反农药运动“我们想要虞美人”,拿出祖传酿酒秘方,吸引社会达人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活动。这个看起来不合作的倔老太内蕴的力量和胸怀远远超出了人们固有的想象。《沉默的羊子》里杨凤英深受包办近亲婚姻之害,早年丧夫,儿子患病,但神奇的是,哪怕再苦再累,哪怕被流言蜚语误伤,她眼睛里一直闪耀着“清亮的光芒”,原来她心中供奉着村口的那对石羊,朴素的信仰里包含着感恩的民间大义。《后遗症》里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李桂香,常年卧床不起,却在丈夫遭遇车祸成为植物人以后,突然站立起来,反过来帮助丈夫做康复训练,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劳动者的力量和弱者的尊严永远不容低估或亵渎,她们于苦难中依然坚守的人性光辉和博大情怀,她们屡遭命运不公却依然顽强的生命意志,正是历史进步不竭的动力源泉。

帮扶者和被帮扶者携手一起改变着乡村大地的面貌,是精准扶贫战略下外在帮扶和内生力量融合的强大效应。《养蛙记》里的扶贫干部老王为了帮助老赵父子脱贫,经受种种委屈仍初心不改,《请你说话》里周先海主动申请做黄大国的帮扶人,沉默是他们共同的语言,《后遗症》里称李桂香“比亲姐还亲”的辉哥,《棉花之殇》里以儿子身份为孤寡老人守灵送终的付德全,这些扶贫干部无一不是普通人,他们不是政策的机械执行者,他们也面临工作与生活的重重难题,而一旦投身于扶贫事业,便不可能退缩,因为乡村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民心就是吸引力。朱朝敏和她先生都是这个磁场里的参与者,她切身体会到,“帮扶者和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就在他们拉手的一刻,两者便融合成一个动词:脱贫”。

2003年,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书写百里洲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17年后,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书写新时代百里洲的脱贫故事,何尝不是这片沙洲上的另一场革命?朱朝敏在情感与行动的融合中抵达乡村隐秘地带,她不仅看到了时代的辉煌,也触摸到了更为深邃的隐流,这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更是一个写作者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