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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和我的家乡》:新主流大片的拓展
来源:文艺报 | 赵卫防   2020年10月14日08:02

在中国电影改变增长方式、经历转型发展的当下,新主流大片担当起重要使命,这类影片助推国产电影从粗犷式发展转向高质量增长,促进了华语电影的转型升级。新主流大片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主题层面的中国主流价值观表现及其多元化与深度化拓展、形式层面的类型书写及制作层面的重工业模式。其发轫于《十月围城》(2010)等影片,经过《智取威虎山》(2015)、《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系列(2015-2017)、《建军大业》(2017)等一系列影片的艺术实践,至《红海行动》(2018)、《流浪地球》(2019)、《中国机长》(2019)等文本,其美学特色渐趋成熟。2020年以来,虽然疫情等原因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但新主流大片却未曾中断,特别是《我和我的家乡》《夺冠》等影片的面世,彰显了新主流大片的在场和创新。

多元而深度地诠释中国主流价值观,是新主流大片的美学核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我和我的家乡》的主旨便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以普通人的视角畅叙“我”与家乡之间的乡情与眷恋,并以此来反映中国乡村脱贫攻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以此来表达出生活在现代乡村的中国村民的精神境界和情感的升华。

影片更力求表达出一种饱含政治意义的共时性,在国庆档成功上映。该片在进行主流价值观诠释时,并未像以往该类影片那样致力于宏大叙事,而是重点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并以个体人物的情感体验和当下主流观众建立起情感上的共鸣。

表现现实中大众关注的民生话题,进而与观众产生共鸣,是《我和我的家乡》让观众获得体验感的首要方面。比如《北京好人》关注农村医保,《天上掉下个UFO》关注乡村物流和科技扶贫,《最后一课》关注乡村文化复兴,《回乡之路》关注自然环境治理与共同致富,《神笔马亮》关注脱贫攻坚等。而且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如农民工、农村发明家、乡村教师、驻村第一书记等都是小人物,他们不是概念化的符号,而是生动、具体、可感的个体,同时具有中国民间叙事所特有的土味喜感和大众智慧,让观众在观影时具有较强的情感体验。其次,影片以情感化和伦理化的叙述方式,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中国人对家乡的深厚情怀。无论是失忆的老教师回乡圆“最后一课”之梦,还是农村发明家为赢得心上人而进行的各类发明,亦或是扶贫“第一书记”联合村民们对妻子的“欺骗”等等,都以生活细节和真实情感来感染观众,完成情感共鸣。第三,影片以普通人为主角的短视频连接五个故事,这些素材有的是剧组采拍于各地,有的来自抖音,更具个体人物的情感体验。它们被运用到片中,拉近了观众与各个故事中人物之间的距离。

类型叙事是新主流大片的另一美学核心,也是该类影片突破传统主流影片获得更高观赏价值的关键要素。以往的新主流大片以营造动作、战争和科幻类型为主,而《我和我的家乡》由于其“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重大主题所限,不适合选择上述新主流大片的常规类型,而是以喜剧类型的营造为主,这对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而言,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更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影片选取祖国东西南北中五个以农村为主的区域作为表现对象,乡村生活无疑是表现主体。该片对喜剧类型的营造便建立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某种特色。其一,影片摒弃了当下较为流行的以“解构”为主的具有后现代性质的喜剧,也不再钟情于黑色喜剧,甚至连讥讽、嘲笑之类的桥段也尽量屏蔽;以动机各异的善意谎言来制造密集笑点的欺瞒或哄骗,致力于建构美好的人性和情感的通达,总体上呈现为浪漫抒情的轻喜剧样貌。其二,影片的喜剧营造以表达温暖为主,五个空间的故事最终都是温情指向,使观众在笑过之后都能被温情打动,达到了“笑中含泪”的效果。其三,葛优、范伟、王宝强、黄渤、沈腾、闫妮等喜剧演员和其他影星的加盟,形成了庞大的“喜剧天团”,进一步增强了喜剧效果。故此,该片将喜剧类型和主流价值观进行成功对接,实现了新主流大片在类型书写层面的创新。

除上述美学核心外,新主流大片在产业层面也有诸多要素,其中重工业制作模式是最主要的产业特色,也是作为“大片”所必有的产业属性。以往的新主流大片中,重工业制作模式主要体现为以专业的团队、精工细作的工业化制片流程和巨大的资本投入来打造“大片”,在高科技应用、特技制作、演出阵容等方面走在国产片的前列。《我和我的家乡》在影像文本的具体呈现上,仍有这样的“大制作重工业”痕迹,如《天上掉下个UFO》中的科技发明、《最后一课》中高规格制作的梦幻校园以及《神笔马亮》中的稻田画场面等等。本片的重工业制作还呈现出了除影像文本之外的创新,其中整合当下优秀制作团队来投入一部影片的创作是其最显著的特点。该片五个故事的创作团队,均是目前国内一流的创作班底。在重要时间节点上,他们联手打造出一部作品,彰显某种政治共时,这不仅是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体现,更是其重工业制作模式的特殊彰显。

《我和我的家乡》在美学和产业层面对新主流大片都进行了创新性的拓展,但也显现出了一定的叙事问题。其中叙事碎片化是首要方面。影片由五个独立故事组成,单个故事中由于时间的局促性未能使得主题得以充分诠释,情节主线缺少铺垫和过渡,重多演员也没有适宜的表演空间,给观众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个缺失戏剧逻辑线的闪光点。这种碎片化叙事,和当下流行的抖音等短视频的叙事较为吻合,但作为一部长故事片而言,作必要的参考是可以的,但不能将此作为根本。这也将引发业界对今后新主流大片创作进行更多思考。另一方面,该片的喜剧营造有相对狭窄之感。歌颂型喜剧虽应占据主导地位,但不能因此将其他类型的喜剧彻底屏蔽。在具体营造手段上,以误会和善意的谎言为主也是必要的,但合理使用其他手段也同样能达到目的,这样更能实现喜剧的丰富性和创新性,避免因单一性造成的审美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