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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灯x贾樟柯:二本毕业生能走多远?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李菁   2020年11月05日11:59

今年,“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他们通过考试一路披荆斩棘从小镇来到大城市,却悲哀地发现,曾经引以为傲的做题能力在生存面前变得束手无策。社会将目光聚焦到他们身上,却忽略了其背后数量更为庞大的、非重点院校的普通二本学生群体。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只有少数幸运者能进入几十所重点大学,更多的则只能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在新书《我的二本学生》序言中,作者黄灯这样说。她从教15年,教过4500余名学生,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一所普通二本院校里,见证了“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年轻人”——二本学生的个体命运。

在书中,她将跨越十多年的观察,结合具体的学生经历,用对照的手法,记录了“原生家庭,性格,教育经历,个人奋斗,时代和运气,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的”。

10月31日,新世相live第22期、和开眼共同举办的“从电影语境到个体命运:二本学生的人生浮沉”活动在京举行。作家、《我的二本学生》作者黄灯和导演贾樟柯参加活动,就小镇青年、二本学生,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关系,故土的出走和回归等话题交流心得。

活动现场

对谈实录

“教育投入是性价比最高的事情”

黄灯:我对二本学生群体的关注从大学教书的时候开始。一个女学生在作文中讲到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很艰难,这对我触动很大。没想到在广州这样富裕的地方,还会有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孩子为生计发愁。从那以后,我看待学生的目光完全改变了,开始有意识的多关心自己的学生。5年前,我开始萌发写二本学生题材作品的想法。书中的内容并非刻意写出来的,而是在学生的互动交流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贾樟柯:这些学生在这样的年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下,想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生活究竟能给他们多少机遇,这些值得探讨。这本书对于像我这样有着小城市、小乡村生活经验的人而言非常矛盾,这个矛盾在于人们怎么看待教育对人的影响。这本书开篇立意广阔,不单从教育入手,还涉及到城市的发展、扩张,以及当地人的居住环境等。广东是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但依然存在生活困难群体,所以以书中这所广东高校为背景扩展出来的二本学生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全国普遍性,不但广东有,山西也有。从2008年开始,随着高校的扩招,教育愈发产业化,随之而来的还有“格式化、模式化”,很多高校越来越像一个巨型工业机制,这些在书里都有细节性的呈现。

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黄灯既很细腻,又有学者的视野,通过宏观经济、城市发展、教育的整体现状等对二本学生群体进行综合观察,很具有当代性。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对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如何被塑造改变这件事有所触动和思考。

黄灯:我在写《我的二本学生》的时候还真有电影的感觉,镜头感特别强。我教过四五千个学生,在我脑子里,他们都“走来走去”,但真正能写在笔下的人物只占1%。并不是每个素材都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我知道很多读者反馈这本书太伤人了,好多年轻人的整体状态不是这样。我的这种基调并不意味着我对年轻人的处境持一种特别悲观的态度。之所以关注更多生活不如意的学生,是因为一个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类似于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我当班主任的时候,班上有50个学生,其中45个学生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有5个孩子过得不好,对我来说过得不如意的学生在内心的比重占到60%、70%,这是特别真实的感觉。这本书的整体基调稍微暗淡一点,并不意味着我对这个群体判断是悲观的。此外,写二本学生并不意味着我只想表达二本学生,而是想在中国青年群体中找到一个抓手或者关键点,像我的学生和所在的学校,包括所在城市都是抓手。这个群体特别复杂,地区差异也很大,整个社会变动充满了偶然性,无法得出真正有效的结论。

对于普通孩子而言,教育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事情,世界上再没有比教育更值得付出的事情。我每付出一点都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改变,他们的进步是看得见的。教育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甚至改变几代人。

贾樟柯:大学毕竟给学生一个选择的空间,一个保护。当你对未来职业的规划,或者即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很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是进入很严酷的社会竞争机制里从事不喜欢的工作,还是在大学里面通过继续受教育,比如考研,用时间换取空间呢?很多时候大学教育对于那些需要重新选择、重新理解自己,认清人生目标的人是至关重要的。

黄灯

“自由的过程就是抗拒标签的过程”

黄灯:听到“小镇作题家”这个词,我觉得没有反讽的意味,而是特别辛酸。但是我又觉得这些孩子特别勇敢,他们是在确定自我身份,这就是自我觉醒的第一步,他们开始考虑自己在社会上能做什么,这就是成长的开始。我倒没有像社会上渲染的那样悲观,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段时间自我价值认同特别低,觉得自己一点用都没有。那么怎么走过这个坎儿呢?还是要跟社会接触。我了解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下年轻人很容易逃避。在信息化时代,青年面对世界的方式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跟“70后”有很大差别。

贾樟柯:我有一个在上海做制片人的朋友,他的团队有几个年轻人特别优秀,他和其中一位说想培养他当导演,没想到被婉拒,说不想当导演,太累了。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给年轻人赋予重任,给他更重要的实现价值的岗位,这是表达对他的关心,可能一些年轻人不想承担这样的压力,他觉得对自己是很大的负担,这是群体性现象。每一代人的性格不一样, 60年代出生或者70年代出生的人不一定能理解更年轻一代,比如他们对于自我的要求、自我的标准。但是更主要的是个人对自我的认定和塑造,不只是社会告诉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当中自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标签化不太好,当然大家都有后现代精神,也有很多减压的方法,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和人都具有多种可能性。在成长过程中,我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把自己标签化。当被标签化,或者接受标签的时候,自我就被简单化了,潜能也被限制了。“二本学生”就是一个标签,社会给你安插一个小镇青年、都市青年之类的“草标”,这个“草标”对当事人而言其实不需要。如果你是一个有意志力或者有创造力的人,那么最重要的是能创造什么,发明什么。我觉得自由的过程就是抗拒标签的过程。

黄灯:一个人获得真正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动力就是反抗标签化,这也是难度特别大的事情。人一旦被标签化,就意味着阻力就来了,别人看待你都是单向的,比如我现在很怕别人提《二本学生》,就是怕被标签化。

贾樟柯

理解真实是理解非虚构精神的第一步

黄灯:贾樟柯导演的两部电影《小武》《站台》我都看了十遍以上,电影的画面感对我冲击特别大。其实电影所展现的内容就是典型的褶皱(黄灯曾提出一个词叫“课堂褶皱”,即一个课堂可以折射出社会百态)。我在写《我的二本学生》的时候尽量不用大手笔,而是细腻一点。这本书就像田野调查,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有依据,每一个画面都有照片。有读者批评我乱煽情,比如书中写到一个妈妈在红薯地里面想着跟儿子谈论广州房价时候的那种迷茫。事实上真的有这个场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夕阳西下妈妈在红薯地种红薯、她的儿子在旁边抖动红薯藤的照片给他看。

二十年后再回首看《小武》《站台》,我特别感谢贾樟柯导演把上世纪90年代转型时候的歌曲、猪饲料的广告、大喇叭的声音,迷茫的青年在社区里面串来串去等等的镜头拍下了。现在看来是特别好的档案资料,也是时代最忠实的记忆,这就是最典型的非虚构精神。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非虚构文学,其实非虚构最需要被讨论的是其精神特质,即保证所有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不能虚伪矫饰。非虚构精神才是最值得探讨的,这其中有很多内容值得研究。

贾樟柯:我觉得上世纪90年代末呈现出整个国民对文化的需要,曾经我们面对过太多不真实的东西,90年代让我们学会理解真实。而且,当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作者,因为书中的人物都真实存在,所以没有创作经验的人往往认为真实本身就是存在的,其实不然。即便是事实,如果没有艺术家、作家对真实的发现,以及转换成视觉、转换成文字,那么事实就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形成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讲,90年代以后,大众逐渐可以接受真实背后的创造性,这是文化上的巨大进步,我们也更加靠近写作的秘密和创作的灵感。

现场热情的观众

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故乡

黄灯:我觉得故乡就是故乡,现在对故乡的标签化太厉害了,它没那么神秘。在成长过程中,当你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且无法疏解的时候,故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一片土地,无论你是谁,永远是它的孩子,这种情感无法用任何事物替代。

贾樟柯:故乡是很具体的事物。首先是人际关系,我经常回故乡去参加婚礼,给人祝寿,我生活在血缘关系之中,这种血缘的感情只有故乡才能给予。而生活在城市里,只能收获后天的友情或者事业带来的情感联系。其次是语言,语言非常重要,我们坐在这里,所表达的思维都是普通话式,当我回了故乡之后会无意识地运用母语思维。我会用母语表达对所有事物的情感,人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会很放松,对所有信息的辨认也是非常灵敏、准确。还有就是味道。或许没有人能说出故乡的土地的味道是什么,但在闻到那种泥土气味的一刹那就知道自己回家了。比如让我形容山西汾阳土地的味道我形容不出来,但当闻到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到家了。故乡是你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那束光。(中国作家网李菁)(图片由新世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