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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园:乡村题材创作的突围
来源:《长江丛刊》 | 蔡家园   2020年11月09日08:39
关键词: 乡村题材 文学作品

毋庸讳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村题材创作居于特殊地位。正如孟繁华所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形成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关于乡村题材创作,从鲁迅、茅盾、沈从文到赵树理、孙犁、浩然、柳青,再到高晓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莫言、韩少功、张炜、阎连科、迟子建、刘震云、刘醒龙、李佩甫、关仁山、陈应松,还有更年轻的孙慧芬、乔叶、葛水平、晓苏、胡学文、梁鸿、付秀莹、马金莲等等,文脉赓续,奇峰绵延,创造并积淀了深厚的乡村叙事美学传统,也构建了最具特色的“中国故事”。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三农”问题成为焦点,乡村社会呈现出更加丰富驳杂的图景,许多新的质素不断涌现并蓬勃生长,深刻影响着社会历史进程和人们的心灵世界。不少乡村题材的作品生动记录时代变迁,深入刻画时代灵魂,丰富和拓展了乡村叙事的美学表达。中国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脱贫攻坚进入收官阶段。时代奔腾激荡,生活日新月异,现实呼唤着与之相匹配的优秀作品。但是,当下众多的乡村书写明显隔膜或者滞后于现实生活,存在大量肤浅、雷同、平庸之作,缺乏深度反应现实、深刻揭示时代精神的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的巨著。乡村题材创作看似繁荣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危机。

乡村题材创作怎样更加全面、客观地观照乡村,更加真实、生动地表现现实生活,怎样富有穿透力地把握历史本质和趋势,怎样更加敏锐捕捉新生活、新思想和塑造新人物,尚存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与探讨。

一是,乡村社会观照视野的狭窄化。苦难书写是新时期以来的流行模式之一,部分聚焦书写乡村的作品热衷于渲染落后、凋敝的乡村生活和凄惨、悲苦的人生境遇,譬如物质匮乏、权力异化、环境恶化和精神荒芜等等,乡村完全“沦陷”为“悲惨世界”。诚然,乡村人才流失、土地抛荒、村庄空心以及家庭空巢等现象在某些地方尤其偏远地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难道这就意味着中国乡村全面彻底的“沦陷”吗?贺绍俊曾指出,这样的扎堆书写其实已变异成“恶意软件”,强制性地将丰富多彩的生活“主页”与文学“主页”单一化了。任何敏锐的作家都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国家在新世纪以来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中央每年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研究部署农村工作;农村终结税赋制,农民种地还可获得补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启动新农村建设战略,国家大量投入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建设美丽乡村,改善乡村卫生环境;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些反哺乡村、促进乡村发展的举措不仅是国家层面的蓝图设计,更是直接推动了乡村的变革发展,使得乡村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均获得长足进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乡村如果只是衰落而毫无发展与进步,乡村恐怕早就崩溃了,社会也早已陷入动荡。在现代性总体目标的召唤下,在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之下,当下中国的乡村现实呈现出复杂斑驳的图景,既有沦陷,也有生长,既有阵痛,也有喜悦,既有失落,也有希望。正在进行的火热生活已为乡村书写提供了多姿多彩、生动鲜活的丰富素材,只是没有被某些作家感知和“发现”。正如刘勰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写作者必须摈弃单向度认知,从狭隘的固化视野中摆脱出来,根据现实变化不断调整视域,给予生活更全面、更完整的观照,这样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写作与时代保持同频共振,真正切入时代肌理。

二是,乡村人物形象塑造的概念化。作家们在讲述乡村故事时,比较热衷于描写三类人物:一是乡村边缘人群,二是乡村政治人物,三是乡村“时代新人”。新世纪乡村小说中非常态叙事视角明显增多,主人公大多为疯傻、痴呆、弱智、精神病患者等边缘人群。书写这样的人物自然很讨巧,既易于刻画他们的特异情态,也有助于传达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特别认知与思考。但是,由于理念先行,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往往流于奇观化和概念化,少见具有异质性的深度精神探测,更难以借助他们来准确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毕竟他们存在智力或精神缺陷,所感知的世界是非正常的。乡村小说中的政治人物主要指的村干部,他们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力量。可是不少乡村题材作品中的村干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负面形象——无所作为,为非作歹,欺男霸女,有的作品津津乐道渲染性事,至于乡村政治生活则集中描写权力斗争。对人物的简单化处理,不仅反映了作家对特定人群怀有偏见,而且将乡村政治庸俗化了。作为巴尔扎克所说的时代“书记员”的作家,应该秉持客观理性的目光去审视乡村干部,深入勘探他们的心灵世界,这样才能真实地揭示复杂的人性面向。为了诠释历史的正向发展与时代进步,许多乡村题材的作品着力刻画“时代新人”形象,譬如扶贫干部、乡村能人、回乡创业者等等,表现他们优秀的品质和先进的思想。可是,这些人物常常悬浮在空中,并不是从历史与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血肉丰满的形象。按照某些概念对历史夹缝中的“新人”进行拔高化处理,既违背了生活逻辑与文学逻辑,也丧失了历史感,根本无法有力揭示历史的本质力量。要想实现恩格斯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必须回到原生态的生活现场,从新生活中去召唤新人物。

三是,乡村文化精神开掘的浅表化。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重构新的伦理价值日益成为时代迫切问题。在乡村题材创作中,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三种开掘乡村文化精神的路径:一是对启蒙主义的征用,延续鲁迅开辟的“国民性”批判路径,揭露、鞭挞现代性背景下依然存在的国民劣根性;二是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征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化激活来批判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两者共同的特点是,将乡村现实进行“问题化”。其实,对于一个现代化后发型国家来说,现代性就是一个悖论似的存在。就中国而言,呼唤现代性与批判现代性从来都是并存的。而“问题化”的过程必然会对复杂的现实进行提纯与简化,最终会导致遮蔽生活真相,无法准确、深入指向时代精神痼疾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当代乡村的重要特征是“流动性”(伯曼语),它将农民挟裹进现代性的巨大漩涡中,让他们体验着“大融合”带来的全新生存感受。同时,他们也被现代化塑造为“新人”。当他们的感知结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都发生变化之后,未经创造性转化的旧有思想资源显然如隔靴搔痒,难以穿透今天的乡村现实并生成新的乡村文化精神。三是对时代精神的正向建构。部分乡村题材的作品努力从正面参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譬如表现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往往采用颂歌方式,可是有些“颂歌”忽略了美学表达,缺乏有意味的形式,也缺乏体温和情感,最终沦为苍白的说教。吉登斯说过,人类社会是一个稳定与变动、连续与非连续、断裂与非断裂的统一体,新的思想资源只有在稳定与变动、连续与非连续、断裂与非断裂的较量中诞生。对于乡村文化精神的开掘要想摆脱浅表化,必须在这样的结构中抗辩、深化与升华。

就根本而言,文学是鲜活现实的镜像,是探寻心灵的事业,其本质是审美的、自由的,必须打破一切僵化的、固化的东西,恢复其创造活力。当代农村题材创作获得突破的关键在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打开”自己,改变固化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和书写模式。

首先,需要谦卑的态度。从情感层面来看,许多作家与土地、乡村、农民已出现隔膜。他们长期生活在都市,身体的距离带来情感的疏离。不少人对于“乡土”的印象其实是童年记忆,而非现实记忆,其情感是过去时的,而非现在时的;因为“流寓”而被乡愁缠绕,其情感想象常常偏执而武断。另外,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容易滑向一个情感极端——高高在上,脱离现实,脱离人民。从观念层面来看,知识分子往往依靠某种“观念鸦片”(阿隆语)来生活。他们常把解释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法,等同于与经验世界无关的“第一原理”或者不证自明的“公理”,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审美化理解,而不关心其本身到底如何。从思维层面来看,由于受到现代/传统、先进/落后、城市/乡村、现代文明/田园诗意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农村题材创作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有模式,譬如挽歌式或牧歌式书写。就如铁凝在全国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所言:“长期以来,深厚的乡村题材书写传统在我们头脑中形成预设的、定型的认知模式,使得我们在面对乡村时,往往轻率地、想当然地展开想象和抒情。”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不少作家在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时,自以为真理在握,对一切了然于胸,显得自负而傲慢,最终丧失了进入现实的强悍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一方面,想象出的生活内容其实只是对过去经验或过时理念的复制,与当下的现实相去甚远;另一方面,违背生活逻辑,肆意左右笔下人物的命运,缺乏发自内心的真诚、谦卑、怜悯与关爱。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倾向还常常被对所谓知识分子意识的赞颂所遮蔽。当作家面对剧变的乡村和早已不一样的农民时,首先必须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是无知的,需要像蚯蚓一样谦卑,深入到泥土之中去探索、发现和记录。路遥说过:“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兼有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的梁鸿说得更直接:“带着生命的体温”“走进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的生活”,进行“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

其次,需要行动的能力。从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来看,不少人固守着狭隘的个人化生活,或者仅仅依赖媒介提供的二手生活,懒于行动,与时代、与社会隔膜甚至脱节,自然难有独到的审美发现。这样的作品人物形象自然苍白无力,文字也缺乏独特细腻的、充满热力的生命感受。柳青曾提出著名的“三所学校”,就是说作家要经历生活学校、政治学校和艺术学校。在他看来,“生活”与“思想”“社会”是同一的,最终指向作家基于生活经验的人格塑造。也就是说,作家并不总是作为“作家”在生活,而首先是作为普通个体去参与甚至改造社会现实。1952年,柳青到陕西省长安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全面参与当地的农村合作化运动;1954年,他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入住皇甫村。这种生活方式被柳青称为“作家生活社会化”,具有“既内又外”的游离特征。在今天看来,这仍不失为作家深入生活的有效方式之一。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仅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必须具备的态度,而且是应该拥有的能力。

第三,需要整体的视野。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中写道:“柳青的主要才华就是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验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毫无疑问,柳青是拥有整体性视野的作家,这也是他超越同时代作家的过人之处。作为一个当代写作者,只有将乡村的变迁置于现代性的结构中来审视,将农民的个体命运置于世界整体与分裂的结构性矛盾中来审视,将人性置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多维视角中来审视,而不只重视社会、文化对人的作用,这才有利于写作者自我去蔽、反观自身、打开自己,真正做到直面现实、理解乡村、体贴农民。剑走偏锋、搜奇罗异,依赖“点子写作”“选题写作”可能会获得短期的喝彩,但不可能产生真正震撼人心的杰作。文学史已经证明,当作家无力对社会历史、对乡村变迁作整体性观照时,自然就难以产生像卢卡奇所称道的那种“紧紧抓住他们时代的重大问题,无情地再现社会现实的真正本质”的具有深刻思想冲击力的史诗性作品;同时,当作家仅仅依靠启蒙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资源已经不能穿透充满“流动性”的乡村现实,也无法整合“碎片化”的生活时,就意味着丧失了历史意识,也就无法实现巴赫金说的“超越性的完成性价值”,即由乡村生活书写抵达人类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