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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苏《去一个叫龙坪的地方》:扶贫叙事的新探索
来源:《长江文艺》 | 刘守华   2020年11月17日09:11
关键词: 龙坪 晓苏

收到新出刊的2020年第10期《长江文艺》,我首先读了晓苏的非虚构作品《去一个叫龙坪的地方》,一下子就被它深深吸引,按捺不住打电话向晓苏表示赞赏,并随手写下这篇短文以表欣喜。

今年是中国脱贫攻坚这项伟大工程的收官之年,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极大地顺应了民心,也震撼了世界。晓苏这篇作品就是写扶贫的,它通过作者去到保康龙坪这个地方一天的所见所闻,叙述了县里一位扶贫干部的辛苦与劳累,并真切地感受到这位肩负扶贫重任的年轻女干部对帮扶对象的深情与厚爱。从作品的内容和题材来看,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晓苏的关注点却与屡见不鲜的此类书写截然不同。它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立意方面,同时也与叙事艺术密切相关。

我们常见的此类扶贫作品,基本上都停留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表面,属于物质扶贫。而晓苏的这篇作品,不仅展现了贫困户在物质生活上的巨大改善与明显提高,而且把笔触伸进了贫困人口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领域,从而涉及到了很多扶贫领导者和扶贫工作者忽略的精神扶贫问题。在我看来,精神扶贫恐怕才是精准扶贫和扶贫攻坚的重点与难点,也是广大农民在物质脱贫之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晓苏的这篇作品便显得特别亮眼,不同凡响,可以说立意新颖、高远而深刻,为新时代的扶贫叙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范式。

再从叙事艺术上来讲,晓苏的这篇作品刻意摆脱了时政化叙事的套路,自觉地选择了民间化叙事策略,处处以老百姓为主体,突出平民意识,着眼日常生活,强调人性关照。扶贫干部孟娟毫无疑问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者细腻而传神地呈现了她对五个贫困户的精神关怀。无论是她帮田满贯改变卫生习惯,还是帮万正涛夫妇筑牢爱情基石,无论是她关心姜翘楚孙子孙女的教育问题,还是鼓励单身的周运来与初恋女友结合取暖,抑或是对丁祥云通过读小说战胜病痛、排遣寂寞、亲近邻居,从而拓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自己的情感生活的由衷赞美,都是从民间立场和民间视角出发,全面、具体而深入揭示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性,成功地刻画了孟娟这个普通扶贫干部真实、生动而感人的形象。

另外,从写作技巧上来看,晓苏这个作品还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它选材精当,结构精巧,语言精粹。叙事看似平淡,却平中见奇,淡里藏咸,不事雕琢,自然天成,含蓄隽永,有真情,有善意,有美感,既好读又耐读,堪称佳作。

这篇作品其实只写了去龙坪这个山村一天十个小时的见闻,以那个搭便车进村的扶贫女干部孟娟为叙事主线,先后去了五户人家。她去看望贫困户,没有带项目,没有带资金,没有带文件,没有带指示,像走亲戚,像看朋友,只带了满腔的深情与美好的愿望,见面便握手,嘘寒问暖话家常,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发自内心,真诚、朴素、自然,有人情味,有烟火气,既吸引人,又感染人,还说服人。比如在懒散的光棍田满贯家,她同刚做眼睛手术的老妈亲热地说家长里短,又受大妈的嘱托劝田满贯要勤劳、要讲究卫生、要好好照顾老妈,不能让她挨饿。孟娟的热心而细心的关照使这个麻木而懒惰的小伙子顿时“落下了两滴泪”。

孟娟走访的第二户叫万正涛,他因外出打工致残,又有两个女孩在上学。孟娟熟谙人情地用心去同他妻子谈话,劝导她要永远和丈夫不离不弃,又将政府对残疾人给补贴的喜讯相告,临走时还特地硬塞了两百元钱给两个孩子让她俩买文具。

另一个光棍户周运来,因残致贫,女友另嫁。现在,女友丈夫不幸去世,便想与周运来重续旧缘。他正处于烦恼纠结之中,孟娟大胆地鼓励他破镜重圆,希望他们抱团取暖,携手脱贫,同心致富。

寻访第四户丁祥云,他本是山村的一个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平时只喜欢读小说,自己读了还讲给别人听,“小说就是我的止疼药”,孟娟于是特地给他带来一本通俗小说《楚王传奇》。孟娟还和丁祥云一起欣赏他家的花草,这位丁祥云“一点儿也不像个贫困户,倒像个精神富翁”。

至于对第五户姜翘楚的两次探访,我认为是本篇最有深意的部分。姜家经过甩开膀子大干,终于发了财,买了车,住上了漂亮楼房。可是,两个小孩因爸爸妈妈都在外地打工,爷爷奶奶又忙于地里的活路,兄妹俩便被一心赚钱的大人们扔在家里不管,连午饭都不能按时吃。面对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位扶贫女干部不由母性大发,马上拿出饼干喂他们吃,将他们偎依在自己怀里,却有话无从说起,“仿佛犯了失语症,眼里却泪光闪烁。”一天寻访,本已结束行程,孟娟却放不下那两个孩子,便决定延迟返回县城,再去一趟姜家,叮嘱大人们重视儿童的生活与教育。这篇作品的结尾是:“孟娟在电话中说,他们家灯光明亮耀眼,让她不禁想到了早晨的太阳。”这蕴含诗意象征的结语,寄托了这位扶贫女干部、也包括作者对乡村振兴的深沉反思与美好期望,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警醒。

这篇作品所叙述的,不过是作者跟随扶贫干部一天之中寻访山村五家贫困户的所见所闻,记录的全是小人物的小故事,既没有关于国家形势的滔滔宣讲,也没有当地开发建设项目的浓墨重彩,那位扶贫干部所关注的不外乎就是老人抚养、孩子留守、光棍成家、乡村文化人的读书消闲等日常琐事,这些贴近贫困山村的寻常生活,细想起来,却正好契合了我们的党和政府关于乡村振兴的良好初心。晓苏的这种民间叙事策略也自觉贯彻、践行并落实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整个作品完全按陪同扶贫干部看望扶贫对象的一天旅程见闻写成,看似枝枝蔓蔓,如同漫不经意地随口叙说家常,细读却体味出作者的别具匠心,或写村民的坚强隐忍,或写他们的乐观豁达,或写扶贫干部的情深意切,以致说话时眼中常含泪水;寻访时既有真诚欢迎的愉悦,也有吃闭门羹的烦恼困惑。这样细读起来,就有笔法变化摇曳和形散而神凝之感。尤其是作者对那位扶贫女干部孟娟的描写,作为纪实性文体,虽然说不上精雕细刻,却从不同侧面,捕捉到了她对不同对象的不同话语、不同举止,以及牵肠挂肚的殷殷深情。读后掩卷,孟娟的形象便在读者面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本人已经年逾八旬,在江汉平原的乡村长大,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洪湖师范学校就读时曾下乡作为土改队员,在一个佃农家扎根实行“三同”。出于文学爱好,我曾将这位穷光棍翻身娶媳妇的故事,写成短篇小说《清水河边的喜事》,由编辑修改加工,以两人合作名义刊于《湖北文艺》1953年第2期。六十年代,我又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赴孝感农村,有半年时间和单身陪伴老母的小伙子搭铺睡在一张小床上。因为这些经历,便使我读起晓苏的这篇作品来,对那个扶贫女干部和山村里形形色色人物的境遇备感亲切,同时也为现今乡村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而深感欣慰。我期待有更多的作家,能够像晓苏这样真正关心中国三农问题,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画像、立传、铸魂,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