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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虽非,终是念想之地——住在手帕胡同梁启超旧宅的几件往事
来源:北京青年报 | 李彤   2020年11月17日08:25
关键词: 王桂荃 梁启超

编者按:本文作者李彤和家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搬入手帕胡同甲33号,那是梁启超的旧居。他们的房东老太太名王桂荃,是梁启超的遗孀。王桂荃陪同梁启超经风历雨,为梁家服务三十余年,之后成为一家之主,照顾全家上下,维系后代子孙。作者与王桂荃同处一院近十年,可称老人最后日子的见证人之一。梁门的沧桑风雨,也展现在这一处小小院落中。

王桂荃与梁思成一家,约1930年

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是梁启超的遗孀

1958年,我家搬家了。从一座四合院搬到另一座四合院,从西长安街北边的二龙路搬到南边的手帕胡同。搬家的原因是城市里也要成立人民公社,二龙路人民公社要征用我家租住的院子作驻地办公。搬家途中经过了正在建设的民族文化宫工地。在我向父母强烈要求下,未满8岁的我是骑着儿童小三轮车过去的,可见两点之间相距并不太远。

父母说,那是个名人——梁启超家的院子。当然,还没上小学的我不可能知道梁启超是谁。

我们搬去的手帕胡同甲33号,有高高的大红门,坐南朝北。它原来其实是一座府邸的后门,传说是清朝某公主府。原有三进院落,南北纵贯两条胡同,府的正门在南面的东铁匠胡同里。后来府邸被分拆,大院一分为二,此院只是原三进院落的最后一进。所以朝北的后门成了入口,从西北角进门,向南经过一条长长的甬道,过月亮门,进入一个小跨院左转向东,绕个大弯子才能进院。跨院里有一棵大枣树,树下是露天的水龙头。跨院的南墙就是与南院的分界,中间能看到砌死的砖石门洞。

中门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北房的屋檐和台阶都很高,是宽大轩敞的三间,当然是主人居所,东西厢房和南房都要略低矮些。四面房前都有回廊,又叫抄手游廊。北房两边还有耳房,各带一个小跨院。

回廊里房间的前面,下有玻璃窗,上半部是糊着窗户纸的格棂。孩子总是好奇的,住了些日子我渐渐窥探清楚,北房三间里间隔处有木雕的隔扇,似乎并不住人。东耳房是老太太的卧室,西耳房则作为客房。东西厢房里也在一侧有木雕隔扇,隔出卧室和起居的区别。

五十年以后妈妈告诉我,搬家前她和我姥姥一起来看房,姥姥忽然说:这房我来过。问她什么时候来过,她想起来是在上世纪20年代,姥爷带她来的。敢情我家与这院子,还有前世因缘。

我的外祖父董潨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几家大学和中学里任教。在西单大木仓郑亲王府(中国大学旧址,后为教育部)大院的西边,1923年建立了一所东北人子弟学校——私立弘达中学(现为二龙路中学),还有附属小学。创办人是三位东北籍的北京师大毕业生吴宝谦、陈作东和杨成章(宪斌)。为了支持这所带有公益性的学校,北京师大毕业的东北籍同学都来尽义务,教授几节本专业课程,称兼任教师。我姥爷便是其中之一。

民国初年,我们所谈的这座府邸因为破落了要出售,据说要价不贵,但条件是全院一块卖。弘达中学就把这房买下来了,由三位校董平分做住宅。我姥姥就是在那时来过。

这院子的拆分是在20年代末期,到我们家1958年租住搬入时,早已又转手换过主人了。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名王桂荃,她就是梁启超的遗孀。

王桂荃原来所住的北房

成为一家之主,维系九个孩子的轴心

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近代史上属凤毛麟角的真正精英人物,如果说他差一点就影响了中国政治进程的话,那么他肯定已经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甚至文章作法。对他的毕生功业和成就遗产,我本无资格置喙,我的大学同学夏晓虹教授才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

且只说梁启超的私人生活。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他17岁,参加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第八名,中了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与他。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南归故里。

1898年9月,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一年后李蕙仙带着长女令娴(思顺,1893年出生)和丫鬟王阿喜千里寻夫。这阿喜年仅12岁,四川广元人,幼年身世悲惨,4岁时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鬟,最后来到贵州的李家。李蕙仙在回乡省亲时看中了阿喜,把她带到北京,再带到日本。梁启超为阿喜起了大名叫王桂荃。

王桂荃虽然文化不高,但聪明伶俐,很快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而且是上流社会用语。她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又是家务对外联系的主要办事人。她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

在很长时间里,王桂荃的侧室身份仅限于家族内部,没有获得公开的正式名分。梁启超在家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王姨”或“来喜”。

正妻李蕙仙在1901年生下了儿子梁思成,她在四年前还曾诞有一子,一个月即夭折,故称思成为二子。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包括正妻所出,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起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王桂荃在二十二年里一连给梁启超生下并成活了四男二女,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女)、思宁(女)、思礼,占九个子女的三分之二。

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称:“王姑娘是我们家庭中极重要的人物。”她担负着一大家子人的饮食起居,以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每天督促孩子们读书写字时,自己也跟着读写,日久学会了看书读报,能记账和写简单的信。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为他分忧解劳,忍辱负重,维护着家庭的和睦安定。

梁启超在1929年1月去世,年仅56岁,其正妻李蕙仙已先于他在1924年去世。这时王桂荃43岁。此前,她陪同风云人物梁启超经历了大风大浪,不计名分,生养子息,操持后勤,为梁家服务三十多年。此后,她成为一家之主,维系九个孩子的轴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管理先夫遗产。

王桂荃在上世纪60年代初

亲眼看到她不因位尊有钱而稍减勤快

1950年,因为多个孩子都到北京工作,王桂荃将天津梁氏故居的新楼和小楼一起卖掉,价值是3000匹布。王桂荃把家搬到了北京,买下了西单手帕胡同甲33号的四合院。

1954年,王桂荃与众子女合议,将梁启超的全部文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交接地点就在此房,有长女梁令娴当时写给北图的信为证:“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幸。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及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取。”

1958年,是大跃进兴起的年代。王桂荃大约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接受租客,我家才有幸搬入梁家大院,租住在三间东房里。据我妈妈回忆,租金是每月12.5元。

当8岁的我见到房东王桂荃时,她72岁。我只看到一位矮小而精干的老太太,哪知道她经历过如上风云,更不知道在那以前,她的两个儿子已经先她而逝。1932年,梁家四子(她的老二)、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梁思忠,因腹膜炎误医身亡,年仅25岁。1954年,梁家三子(她的老大)、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梁思永因病去世,未到50岁。1948年,思永曾与哥哥思成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当时陪着老太太同住的,是梁家五子,即王桂荃所生尚存最年长的梁思达。老太太住在北房,思达夫妇住西房,两间南房住着孙辈。与我家同时,还有另一家搬进了外院的东耳房,没多久就搬走了,老太太也不再找租户,任其空在那里。而我家却与房东相处融洽,始终相安无事,互相感觉良好。这样一直到八年后的乱世,仍然是同甘苦、共患难。

王桂荃年长我64岁,却对我以小弟相称,当然是按她的孙辈来叫的。她的面容甚精明,衣衫甚整洁。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她就起来,挥动着大扫帚,在院子里哗哗地扫地。后来在批林批孔时我读到《朱子家训》,才知道这就叫“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天气好的时候,她常常蹲坐在东耳房外,与保姆一起择菜。在她孙辈的记述中,也说她是个闲不住的人,经常手中有活,不是打毛衣就是做针线,或是在厨房里忙碌着。而且她效率很高,忙而不乱,在与人谈话的同时,不知不觉还能干很多事情。我亲眼看到她保持了终生的勤快,不因位尊有钱而稍减,这也是她保持健康长寿的原因。

她的正厅不止是客厅,更是供奉先夫的礼拜之厅。正厅里迎面的条案上摆着香炉烛台,前面对称布置着红木桌椅,东边隔扇上挂着大幅的梁任公遗像。每到初一十五,她都要上供,据说是到崇文门附近的专卖店买来的高级点心。供完撤下来后,她会亲自端着送到我家来,说:“这是供品,大家吃!”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极为难得的美味,令我们孩子垂涎欲滴。

梁启超墓,右后方的松树是纪念王桂荃的“母亲树”

两家似乎有了生死之交

我家能够与梁老太太相投无碍,可能是因为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我姥姥文化不高,却也曾是教授夫人,姥爷也去世得早,故与梁老太太很谈得来。而我父亲与梁伯伯(思达),还有大学校友和同专业之缘。

梁家的五子梁思达,当时40多岁,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他的妻子俞雪臻是外文出版社的英文打字员,是南方人,我们称她梁伯母。当我初见梁伯母时,她将近40岁,仍然很美,风度翩翩。我进过他们的西屋,并不豪华,但整理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

他家有三个孩子,大姐梁忆冰比我大10岁,不常见,因为她已经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二姐梁任又正上高中,三弟梁任堪上初中,他俩住在南边的两间房中。我记得常有他们的表亲张郁文、张安文来访,现在才知道是五姑梁思懿的孩子。王桂荃称我小弟,应该就是从他们那儿往下排的。作为小男孩,我常常追着几位哥哥后面,听他们谈论的话题,似懂非懂。

上世纪60年代初,西屋梁家买了当时罕见的电视机,是天津出产的北京牌,当时唯一的品牌,只有14英寸圆角的黑白图像。这使我家三个孩子望眼欲穿,父母阻拦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人家,我甚至爬过他家后窗偷窥电视,那后窗就对着进大门的甬道。有时俞伯母主动招呼我们去看电视,我和妹妹带着小板凳前往,那是我们最欢愉的时刻。

我妈妈是学声乐的,家里有一台钢琴。每到休息时,她喜欢自弹自唱。我姨从苏联带回一台留声机,可以放33转的密纹唱片。买唱片要到王府井东华门大街上的专门店里,我父母的音乐爱好比较洋派,常听的有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老柴的《天鹅湖》,以及初版的国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家的音乐引来了西屋梁伯母的关注,有时她会过来询问,下周也买一张同样的回来。

梁家的其他几个子女常来看望王桂荃,包括著名的建筑学家、二伯梁思成,记得只见过他一次。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的小儿子老八梁思礼,戴大檐帽,着笔挺军装。他有时会住下,住在西北角的耳房里。我妈妈记得,他的夫人麦阿姨是老八路(其实是广东东江纵队)。他们有个儿子叫梁左军,比我小,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孩,有时留在“婆”这里玩。

妈妈回忆说,我家刚搬进梁家大院不久的一天,老太太惊慌失措地对她说:祖宗积德呀,昨天有一架飞机爆炸啦,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死啦!这一天本应当是老八思礼的团出国,让给他们,错后一天飞的,我家思礼平安出国访问了。

我妈妈一听,巧了,妹妹工一和梁思礼是同一个出国访问团啊!原来我的二姨在1951年去苏联留学,先物理后核能,1957年毕业回国,分配到新成立的二机部,搞原子能工业,所以才可能与梁思礼一起组团访苏。这样一交流,两家似乎有了生死之交,超越了一般房东房客的关系,更进一步友好了。

梁思礼1924年出生时,正赶上李蕙仙病危,身怀六甲的王桂荃一直伺候到临产前。新生儿还没满月,正妻就去世了。梁思礼四岁多时父亲又不治身亡,全赖母亲王桂荃把他养大,并督促他读书。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主修无线电和自动控制。与几个兄姐不同的是,由于战争的隔绝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他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1949年梁思礼博士毕业,选择了回大陆。当他在海船上漂泊时,因为信息不畅,老母亲王桂荃天天到天津港口等待,望眼欲穿达半个月之久。

梁思礼回国后,在国防工业部门从事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直到1966年10月27日,他参与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震惊世界。

梁启超的遗像就挂在北屋墙上,与我近在咫尺

这梁家大院与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同在手帕胡同,我和两个妹妹都就近上了实验二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四中,开始骑车去上学。

我在小学和初中都上过历史课,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戊戌变法和梁启超。课外书我买过一本普及性的历史小册子,里面有一篇《公车上书》,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梁启超其人其事。但是在1966年,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发文论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道路之争。我那时上初二,首次在党报上看到梁启超的名字,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他的遗像就挂在北屋墙上,与我近在咫尺。

平静的四合院生活在1966年8月被突然打破了,34中的红卫兵冲进院子来破四旧,老太太被拉到院子里批斗,被赶到南房的西间里栖身。那年妹妹11岁,小学不开课只能在家。有段时间全院只有她们一老一小,妹妹常常进小屋去与老人说话。

我则记得,两次抄家后的某一天,应该是秋天里,我在后院碰到了风烛残年的梁老太太,她似乎是被赶到厨房里住的。她对我说:小弟,现在还有卖叉烧肉的吗?请帮我买一点,我嘴里苦得很。我就出去到西单,买了些给她。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妈妈则记得,被抄后老太太每天早晨要扛着扫帚,在街道的监督下去扫街。这个她倒不怕,她已经坚持早起劳动了一辈子。她也请我父母为她买过叉烧肉,这事应该发生了不止一次。

1967年夏天,我家又搬家了。我家在手帕胡同梁家大院住了正好九年,几乎是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2014年,我和86岁的妈妈探访,故园仍在。见大门上套的小门似乎虚掩着,就推开门,说我们原来在这里住,能不能进来看看。答话的人看似民工,挺痛快地就答应了。原来是院子里正在进行装修。

一进门就发现了变化,原来有石阶门槛的进门平台已经改成了缓坡,原来传统的门框和木门已经拆掉。已经一别47年,忽然感觉它变小了,梁家老太住的北房不再显得高大;梁柱间和房檐上所有的传统装饰细节都消失了,原来那种上格贴纸、下嵌玻璃的窗子都已不见,换成了简易的开关木窗。

我和妈妈一边看,一边与现场的工人搭话,问知道梁启超吗?这房子曾经是他家里人的。多数人不知道,仅一两个人知道。

梁家五子梁思达于1972年退休,住在团结湖的公寓楼里。我妈妈说曾经在街上遇到他,聊过几句。他于2001年去世,享年89岁。他的大女儿梁忆冰,当年学农的,后来是植物检疫专家,媒体上曾经有采访报道。

八子梁思礼在“文革”初期虽也受到冲击,但在技术上还离不开他,受到保护。他多次参与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而且是技术负责人。80年代任七机部和航天部的总工程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在他的两个哥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45年之后,创纪录地成就了“梁门三院士”。

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纪念梁启超120周年诞辰时,梁家后代聚首,商议如何纪念他们的“娘”和“婆”王桂荃。王桂荃在1968年去世,没有骨灰,没有墓地,无处纪念。这时以思达、思礼二子为首,与诸孙辈议决,要在北京西山的梁启超墓地为王桂荃种一棵母亲树,以示怀念,费用由各家集资。因为墓地已成文物保护单位,此议要经层层批准。终于在1995年4月,在墓木已拱的梁启超墓旁,种下了一株白皮松,并立碑说明。

2014年,我又想去香山附近的北京植物园看梁启超墓,主要是为了房东王桂荃。妈妈还愿意陪我一起去。

梁启超墓园是1931年梁家在卧佛寺以东的山坡上买地建立的,四周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靠北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由梁思成设计,用土黄色花岗岩雕筑而成。在与主墓同高的东侧,还有一块卧碑,碑后立着一株松树。那就是1995年众位子女纪念庶母(实为亲娘)王桂荃所植的“母亲树”。其碑文有以下几句:“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我妈妈站在“母亲树”碑前,说:“老太太,我们来看你了。鞠个躬吧!”我随着妈妈一起,给王桂荃鞠了三个躬。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我与手帕胡同梁家大院的因缘,不幸正应了这句老话。在我年近古稀之时,回忆8岁开始、16岁被无情终结的那段缘分,怎不感慨系之!

(王桂荃所住北房及梁启超墓园照片,作者摄于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