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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明《大事》:一件考验人性的大事
来源:长江文艺杂志社 | 师力斌   2020年12月14日08:41

死不起:一件考验人性的大事

——读韩永明《大事》有感

师力斌

最近读了韩永明的这篇大作,百感交集,胸中积压多年的话像洪水一样汹涌起来,只有一泄而出,方能疏解。

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并不惊天动地,甚至有些“陈旧”,无非在城市工作的儿子,回乡探视病母,并为她料理后事的前前后后。接到急电往回赶,老人先行亡故,然后按照乡村习俗,准备棺椁,通知亲朋,设灵堂,请道士,办白席,念经,守灵,抬棺,出殡,诸如此类的一系列情节。故事并不复杂,也不陌生,却写出了异乎寻常的思想冲击力,读得我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是我年龄大了?还是我脆弱?或许二者皆有,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该作击中了我的软肋,那就是多年来困扰我的乡村养老送终问题。我必须承认,小说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善后送终这件事,在城市或许会好一点,子女多在老人身边,医疗条件方便,老人去逝后,以火化为核心的殡葬程序相对简单,不那么愁人。但对于那些讲究土葬的乡村农民来说,送终就是一件大事。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打工潮兴起,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乡村殡葬中的抬棺难、送终难问题,困扰着许多农民家庭。死不起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韩永明这部作品探讨的,正是死不起的问题。小说中我为老母送终,遇到了一系列困难。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帮忙抬棺的人。尽管有兄弟姐妹多人,但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难处。或身体不好不能当事,或孩子上学需要人照料,或家庭贫困无钱资助,或人品不佳无人邦扶。结果可想而知,两个老人养育的一大堆子女,到头来都邦不上忙,重担只能落到在城里工作、手头还算宽裕的教授许子由身上。按说,许子由好歹也算有工作的体面人,花钱办事也没那么难,没想到现实绝非如此简单。平常小事找个把人不是问题,但到了办白事的节骨眼上,处处都是坑,处处都是障。小说紧紧围绕抬棺找人这一核心情节展开叙述,将城里教授所遭遇的种种意外和挫折逐一呈现。别小看找十几个人花几个小时出点力气,就是这样一桩看似简单的事,最终也办不成。许子由爱赌博的弟弟靠不住,平常管事的村干部鉴于纪律不能出面,长于办白事的二姐夫江元成只认钱不认人,大发丧葬公司的老板周勇又和自家有矛盾,缘于这些,开始的种种可能性最后都变成了不可能。花钱找抬棺自己办丧事的想法,被证明纯属一厢情愿,终告失败。这样的故事,若不是身在乡村亲身经历的人,都不敢相信是真的。然而,它恰恰是真实的,我在我们的故乡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形,因此很有感触。小说以此核心情节,渲染了乡村存在的死不起现象,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笔法,且呈现了现实主义叙事的艺术力量。

花钱找不到抬棺人,人死了送不出门,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足,实际上是市场意识形态笼罩一切、金钱至上腐蚀人心的必然结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在一切事务上都成了金钱的奴隶。人彻底丧失了孝道与良心。残酷的现实逻辑既荒诞不经、匪夷所思,又坚不可摧、无法回避,即使是知书懂礼生活殷实的大学教授,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败下阵来。许子由最终不得不背弃父亲的庄严嘱托,悖逆儿子的孝心,在市场面前投降。于此,小说的思想批判力度得以彰显。

小说对乡村的死不起现象提出了严厉的历史之问。有必要抄录小说中爹和郑老师的一段对白:

爹点头说,是的,人活了一生,走,离世,后人丢几个钱,万事大吉,这还在把人当人看吗?郑老师说还真有这么一点。爹又说,我总觉得那样太草率了,就像处理一个麻烦似的。郑老师说,还真是这样。

丧礼,爹的声音大起来,从第一件事报丧开始,那就是在行教化。丧歌唱的是什么?怀胎之难,养育之艰。道士念经,经书里讲的什么?行善积德,广济众生。再者,人人都是父母养育,父母谢世,这也是检验你做人的时候。你堂堂正正做人,行为端正、行善积德,孝亲友邻,办葬礼时便自然有人来帮你、送你,否则你就得不到帮助。这是不是让人多了一份敬畏?

郑老师说,是啊,我就听说过不少“整孝子”的故事。

爹望着郑老师点头,教化是什么?教是讲道理,化是潜移默化。这就是化啊。公司办丧礼?那不过就是把人埋下土,还有什么教化可言?

人活了一生,走,离世,后人丢几个钱,不把人当人看,而是当成处理一件麻烦;丧歌唱得不是怀胎之难,养育之恩,而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之类的流行歌曲;丧宴成了吃酒打牌的宴席;办葬礼时人来,不为情谊,而为挣钱。如此痛心的事,绝非作者编造,恐有原形。我相信,也非个别现象。当你碰到这样的葬礼,作何感想?情何以堪?何以面对列祖列宗?我们不讲究三纲五常,但对父母的养育之恩,难道就报以如此的价值交换?

可以说,小说中爹与大发丧葬公司老板周勇的对立,是小说的文眼,是思想核心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小说正是通过这一对立,来反映当代中国乡村的历史困境和社会症结。丧葬公司认为送终挣钱,你情我愿,你花钱我服务,符合市场规则,无可厚非。按周勇的说法,他公司的服务专业守信,技术过硬,不耽误事,理当得到村民承认。而在爹看来,恰恰是在人死了,离开时,需要亲友发自内心的相送,而非雇人办事的市场交换。花钱送葬的逻辑恰恰损害了人的尊严,把葬礼包含的道德教化降低为市场买卖,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也是他嘱咐儿子不找公司送葬的根本原因。

小说借“爹”之口,提出了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观点,那就是孟子所言“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我不能确定作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我敢断定,作者至少是赞同后一半观点的。无论养生是否大事,但送死绝对是一件大事。这个带有儒家传统的论断所包含的意义和感情相当深沉。我本人也是在我父母的丧葬事宜上才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换句话说,对于有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讲,这样古老而严肃的告诫多少会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死作为人生的终结,送葬作为一个人告别世界的方式,所凝聚的情感含量和文化诉求,绝非其他事情可比,在这个意义上,送终和养老作为一个人的老年境遇,其份量之重可见一斑。饱读诗书的爹将它看成人生大事,也就不足为奇。可见,爹对丧葬公司的否定,不只是一个农民个人的经验选择,还是以传统批判现代的理论反思,是以人道主义的丧葬观来反思资本主义丧葬观。这一文化批判的视角无疑正是小说的文化视角,透射着思想力度。我们看到,小说援引的依据并非什么“先进的”西方理论,而是陈旧的、甚至过时的儒家观念,但正是这两千年前的观念,却点到了现时代乡村养老送终问题的病灶,触动了那些面临养老难题的人的心病。乡下进城人,生不能赡养父母,死不能灵前尽孝。在此意义上,这部小说提出的是真问题,投入的是真感情。它是人口流动时代、高速城市化时代,远离父母的焦虑的生动再现。爹最后的以死明志,将小说推至高潮,强化了小说的批判力度,取得了少见的悲剧性效果。

小说在叙述上主次分明。围绕爹和周勇的核心冲突,还组织了哥哥与赌博弟弟的矛盾,姐夫与我和弟弟的矛盾,兄弟姐妹关于赡养老人、房产处理的矛盾。老人尸骨未寒,子女就开始讨论瓜分财产,这些情节将现代农民被资本高度异化的、极度扭曲的现状呈现出来,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丰富了小说的思想主题,将“死不起”的主题连缀拓展为更普遍的养老送终的全流程主题,也就是老龄化社会的共性问题。几个兄弟姐妹的言行思想,表现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

小说情感上的节制、语言上的精炼也值得称道。应当说这部小说涉及情感相当激烈,比如,在大事关头,无人相助,兄弟亲朋之间还讨价还价,令人气愤,公司和老人之间的观念严重对立,不可调和。而在叙述上却相当冷静,哥哥从头至尾都没有大动干戈,父亲也没有声嘶力竭,两个人都表现得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在语言上,不铺张,少渲染,自始至终,平实细密。人物对话出于本色,有几处令我印象深刻。如写精于算计又长于逢场作戏的江元成前来吊孝的一段话,很能表明作者的语言成色:

他起身拉起许子由,然后走到爹面前,又跪下来,说自己被一头猪一条牛绊住了,来晚了。起来,又给许子由说,人站得恭恭敬敬的。许子由说,知道知道,二姐都说了。心里却咕了一句:真会演戏,没进好莱坞真是屈才了。

总之,这是今年不可多得的一部小说力作,富有思想力度,人物形象生动,语言扎实而富于弹性。最重要的,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针对老龄化现实,提出了送终难、死不起这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写这些文字,也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小说点评,而是想借此引起社会的注意,提醒乡村的人们来关注这一问题,并加快解决。韩愈《泷冈阡表》曾言,“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我反对大操大办,主张厚养薄葬。于那些未推行新式丧葬的地方,特别想建议,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东风,将改革丧葬习俗作为一件实事来对待,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乡镇干部和乡村富裕户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不妨组织起来,提供节俭办丧、丧葬互助等方面的试验,把松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带头抵制白事攀比风气,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绝不要小看丧葬这一事情,它正是乡村的一件大事。据我所知,有的地方因劳动力外流,送终难,给教会组织留下了空间,值得我们反思。实际上,节俭办事,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乡村小环境来实现,成功的例子不在少数。关键需要乡镇干部和富裕能人带头。能改变一个村子,就改变一个村子,就有一个村的村民受益。一个村改变了,就会有另一个村子跟随,就会有更多的村民受益。愿明人志士投身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