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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其章:一个张爱玲迷的自白
来源:藏书报 | 谢其章   2021年09月30日08:52
关键词: 谢其章 张爱玲

活了75岁的张爱玲,离开人世间25年了,两个时间相加恰好100年。100年可不是个小数,谁知道下一个下下一个张爱玲整百年诞辰,那时的人们会不会像如今纪念屈原、杜甫、曹雪芹那样记着她。

至少我会永远记着她,永远念她的好。

去年夏天,一位朋友找到我,说有这么个活动“中国研究中文本资料的探寻、传播与分析:学者与藏家的对话”邀我参加。这是个听着很有学术味的会议,中德两国两所著名大学联办,会期三天,与会者须提交一篇不少于8000字的论文。这个会本来定的是今年3月初举办,由于尽人皆知的原因,改到7月初,后又延至明年7月了。

论文我早就写得了,也提交了,真不好意思使用“论文”这个词。我曾经极其崇拜的基辛格,其本科论文《历史的意义》长达380多页,据说创了哈佛大学论文篇幅最长之纪录。

我的论文题目叫“一个张爱玲迷的自白”,内容摘要是这么写的:

30年来,节衣缩食地淘买到几乎全部1949年之前的张爱玲作品初发刊,其中大部分是全套无缺的旧杂志。如果仅仅陶醉于自娱自乐的收藏,显然属于低层次的“张迷”而已。我一边搜藏一边撰写一点儿“小考据”文章。那些个关于张爱玲的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搜集与写作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搜集和写作的历程,一点儿都不觉得这其间30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后面的几句,资深“张爱玲迷”应该看得出我套用了谁的话。

我的论文之所以还够沾上一点儿论文的大名,实实在在的理由是曾经写过的十几篇“小考据”文章,有了它们,再加上主办方要求提交的论文中含有“文本资料的探寻与分析”的元素,所以我的文章蛮可以论文视之的罢,有的时候真的不能过于小看自己。

“小考据”之一为:1945年元宵节,在常德公寓张爱玲家,与张爱玲交情最好的《杂志》社搞了场“苏青张爱玲对谈”。柳雨生(柳存仁)因当晚要和张爱玲同台义演《秋海棠》,也提前来常德公寓张家等着和张爱玲一起去演出现场。1969年4月7日,张爱玲在写给宋淇的信中提到了这件24年前的往事:“他一共跟《杂志》的人到我家来过两次,太太没有来过。有一次有点得罪倒是真的:跟苏青,对谈,我说人多,说不出。编辑叫他到阳台去等着,虽然是开玩笑的,他脸上有点窘。但是我以为他现在得意的时候也许愿意看见old acquaintance(老朋友)。”这么件无关宏旨的小事,70年后经过我的考证写成了文章,是不是饶有趣味?小事不小,大事不就是由无数小事堆积而成的吗?

还有一件小事:张爱玲是1942年5月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具体日子呢?这个日子是我推算出来的——“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这句很重要,南方的初夏,5月就算是了。如果照周黎庵所说柳存仁与张爱玲同船,那么张爱玲回到上海的日期即可确定为“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没想到梅兰芳的交通工具悬而未决,倒把张爱玲年谱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先考定了。又查了一下张惠苑编著的《张爱玲年谱》,书中对此是这么写的:“1942年5月,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辍学,与炎樱坐船返上海。”另外一个至今无人考证出来的是1952年7月张爱玲离沪赴港的具体日子,是哪一天?这是枝节末梢的小事,有那么难吗?真就这么难。

另外一件“平张失和”事,这个不能算小事了。“平张”即平襟亚和张爱玲。平襟亚(秋翁)于1941年7月与陈蝶衣创办《万象》杂志,张爱玲是《万象》的头牌作者,风头一时无两。1944年夏秋之际,平张二人因一千元稿费的出入,撕破了脸皮,打架打到报纸杂志上去了。平襟亚文章的题目是《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最后的义务宣传》和《“一千元”的经过》,张爱玲的文章题目则是决裂的架式——《不得不说的废话》。关于“平张失和”的原因,我翻查了《万象》《语林》等相关刊物,撰写了《张爱玲为什么与〈万象〉闹掰?》。时间过去了十几年,我仍然认为“平张失和”的主因是“一千元灰钿”。至于另外一种说法,即张爱玲是因为迅雨(傅雷)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刊于《万象》第3卷第11期,同期连载有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中批评了《连环套》而与《万象》闹掰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就算是“平张失和”的原因,那也是个次要原因(次要原因不止一个)。傅雷现在鼎鼎大名,当年未见得呀,而且用的是笔名。同期《万象》刊出批评自己的文章,顶多让张爱玲很不舒服,尚不至于到闹翻的程度吧,虽然张爱玲很快写了《自己的文章》回应迅雨。再者,傅雷文章里夸张爱玲也夸得够热烈的呀,称其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傅雷那句“《连环套》逃不过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一语成谶。还有结尾那句“‘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也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也不是什么中听的话。说来说去,这原因那原因,能够摆在桌面上的只有“一千元灰钿”。

“平张失和”一役,作为长辈的平襟亚(1892—1978)大失风度,张爱玲给您的私信您不应该公之于众呀。张爱玲初登文坛即碰到这么件棘手的纠纷,面对大《万象》和大老板,全无惧色,应对自如,干脆利索,只说“一千元”的出入,一句废话也不说。

我写过三篇关于“南玲北梅”的“小考证”文章,说实话,我倒不是非跟梅娘过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南玲北梅”,真实的动机是冲着学者们去的,看不起某些现代文学学者,他们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相信了这个梅娘自编自演的骗局,现代文学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破绽百出的骗局。给这个骗局挂上“欺世盗名”的牌子也许很恰当吧。上世纪90年代张爱玲如日中天,而梅娘早已文名不彰。作为40年代北方的名作家,梅娘瞧着张爱玲眼红,心有不甘,出此下策情有可原,可怜的是那些为数不少的中了圈套的学者们。我去过梅娘家,见过梅娘,请她在沦陷时期北平出版的《艺文杂志》上写过几句话,因为上面刊有她的作品。梅娘在创刊号扉页写下“谢谢为我们一代人保存旧作”,在第三期扉页写了“我们历经坎坷,渴望理解”。梅娘的钢笔字比张爱玲写得好太多,张爱玲只有“流言”和“张爱玲”这五个字写得好,之所以称好,还是因为《流言》初版本封面的缘故,其余无论是手稿还是信函,张爱玲的字都难以称佳。张爱玲对于所谓的“南玲北梅”毫不知情,她人在万里之遥的美国,也许正因为此,梅娘才敢于上演这么一场闹剧。假设张爱玲还在上海没走,她便不会像现在这么红,梅娘也就没必要打张爱玲的旗号了。

张爱玲感动我的地方,归根结底是她的语言。就那么有数的几千个尽人皆识的汉字,到了张爱玲的笔下,有如魔方一般,变幻出摄人心魄的组合。如《对照记》里“我祖母带着子女合照”下面这几句:“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