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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如一箭之入大海”——读王得后的鲁迅研究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 钱理群   2021年09月30日09:05

第一辑 立人: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归宿和中心

评点

收入本辑的第一篇文章《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写于1981年7月,是为纪念19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这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鲁迅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鲁迅研究的新格局。得后的这篇论文在会上一发表,即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但公开响应者并不多。当时的鲁迅研究权威陈涌连续在两篇文章里,指出得后的“鲁迅立人思想论”是对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挑战;而他的批判似乎也无人响应。这样的鲁迅说的“如一箭之射入大海”式的无力与寂寞,就几乎成了得后独立、独特的鲁迅研究的命运。但无论如何,得后这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还是成了他的鲁迅研究的代表作。

尽管得后解释说,他没有把文章中的主旨“立人思想”写进文题,是因为当时思想禁锢依然很多,必须“避免刺激我们中国的‘阶级论者’”(《写在<鲁迅教我>后面》,文收《垂死挣扎集》);但“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这一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明确提出鲁迅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是“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这显然包含了对鲁迅的一个全新理解与概括。如得后所说,许多人都把鲁迅归于“为人生派”,其实并不准确;鲁迅更注重于“改良”与“改造”。这正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鲁迅的一个本质特点,即是他的实践性”,“他毕生执着于现在,脚踏实地,从事一点一滴的切实改良这人生的工作,他永无止境地革新的要求和努力,他奋不顾身地反抗一切黑暗、战取光明的斗争”,这样的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于一身的“精神界战士”的品格正是鲁迅区别于书斋的思想者,格外有魅力之处。更具鲁迅特色的,是他对“人的改造”与“社会改造”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他明确把“人”放在“社会”前面,显然大有深意;但他同时拒绝离开社会改造,把人的改造变成纯粹个人的修养,也就具有了鲜明的“变革时代”的特性。应该说,这样一个“人——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格局,对正处于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出路的我们这一代是有特殊吸引力的。这样,得后对鲁迅思想的这一新的概括与揭示,就具有了一种学术研究的目的论与方法论的意义。我自己就是由此得到启发,决心用学术研究的方式,通过对鲁迅思想的研究与讲述,投身于1980年代“改造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之中。我在第一部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首页就明确提出:“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这样的“把自己的人生选择与学术选择,做人与治学融为一体”的选择,自然来自鲁迅的影响,但也确实受到了得后研究的启发:这是我对得后研究的价值的一次亲身的体认。(参看钱理群:《我的中国人与社会改造与实践》,收《八十自述》)。有意思的是,得后在其所写《钱理群<心灵的探寻>读后》(收《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也给与了充分的理解与肯定;其实,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在1980年代,具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自觉追求学术研究与改造人和社会的实践相结合的鲁迅研究者,人数不多,却自有人在,彼此相濡以沫,却从不拉帮结派,虽形不成什么力量,更谈不上构成什么传统,却永远让人怀想。

再回到《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一文的主旨上来:得后一直强调,他阅读、辑录鲁迅作品一开始,就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梳理清楚他有什么?是什么?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的?特别是要问一个‘为什么?’”到1980年代,要研究鲁迅思想了,“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都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可鲁迅有什么思想呢?”当时鲁迅研究界的主流,都认为“鲁迅只有别人的思想”,“早年有朋友说他是‘托(尔斯泰)尼(采)思想’,后期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不就没有独立的鲁迅思想了吗?”“更有人认为鲁迅根本没有什么系统的思想可言,鲁迅根本就不是什么思想家”。得后“决定冒险”,“提出我的读鲁迅的心得”,对“属于独立的鲁迅自己的思想体系”作出自己的概括和回答,提出了“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归宿和中心”这一命题。(《写在<鲁迅教我>后面》)。

得后的这一研究思路,正是反映了1980年代鲁迅研究的时代需要。得后特意提到王富仁在八十年代初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那是代表了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的。我在《心灵的探寻》的“引言”里也这样明确表示,“用任何一种曾经影响过鲁迅的思想来概括这崭新的思想,都是片面的,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叫做‘鲁迅思想’”,我也根据对鲁迅作品里的“单位观念和单位意象”的梳理与研究,提出了“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天上看见深渊”、“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等一系列鲁迅式的命题。这都可以看作是这一代学人中的一部分人开掘鲁迅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努力。

得后在这方面是高度自觉的,这也与他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道路的独特选择直接相关。得后在准备写他《关于鲁迅对“人”的探索》(《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一文的原拟题)时和王瑶先生有过一个研究方法与写法的讨论。王先生说,这类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梳辫子”,以如实全面梳理作者的原文原意为追求;另一种是“以自己所要阐述的论点作为框架”,更强调研究者的理解与发挥。得后毫不犹豫地表示,“我走着梳辫子的路”(《王瑶先生》)。他一再强调,自己所写的只是读鲁迅作品的“笔记”,还处于“‘述而不作’的阶段”(《<两地书>研究乙编.几句说明》)。他也据此坚持要将本书命名为《鲁迅研究笔记》。不能简单地把得后的这些申说视为谦词,这里确实有他的方法论:“我的方法是只读鲁迅,通读鲁迅。在通读中发现问题,根据问题再从通读中收集相关的议论,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补充,是进一步发挥,还是相互抵牾,乃至相反?相反,是相成还别立一说?然后归纳成为心得。我深知我还远没有读通鲁迅;不懂的地方也还多。不懂就是不懂,我存疑;但决不断章取义,用摘句搭建‘一家之言’,强说鲁迅‘有什么’和‘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更知道,我充其量只是一个讲述鲁迅的人”(《<鲁迅教我>题记》)。他反复强调,对鲁迅的“发现”,“只能从鲁迅的文本和他的作为中求索”,“要从三百万字鲁迅著作中搜索、汇集鲁迅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针对什么,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进而分析为什么这么说,才可望‘逼近鲁迅’,达到‘尽可能’懂得鲁迅的原意”;而且要注意它的“多面”的,“多层次的结构”与“系统”,“需要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这决定于眼力和识见”;还“必须把鲁迅同一意义所使用的不同的词、概念搜索汇集起来加以分析和归纳”(《对于鲁迅的发现和解读——和钱理群学兄讨论》)。得后在鲁迅博物馆所作的最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就是在1987年与北京计算机三厂合作制作“《鲁迅全集》微机检索系统”,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检索的便利。得后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主要成绩。

正因为得后下足了这样的笨功夫,死功夫,硬功夫,他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与梳理,就真正做到了全面,深入,客观,实在,可信可靠。他的《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不但揭示了“‘立人’的思想贯彻于鲁迅一生的始终”,“‘立人’的思想遍及鲁迅论述的各个方面”,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立人”确实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又全面梳理了“鲁迅对如何‘立人’的认识和实践”,“鲁迅思想的独特性”,真可谓高屋建瓴的提纲挈领之作。而他的《鲁迅思想中的人性问题》则对“鲁迅关于人的思想的基本组成”与“基本观点”的“人性,人道和人道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既显示了鲁迅“立人”思想的深度,也是对19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一个及时的回应。而具有总结意义的《<鲁迅教我>题记》,将鲁迅的“立人思想”概括为二十条,“每一条都有鲁迅的原话作证据,都是可以复按的”:得后实际上是在鲁迅“原话”基础上提供了一个“鲁迅立人思想的体系”。可惜得后自己并没有将这二十条全面展开论述,这本是可以写成一本“大书”的,确实是一大遗憾或不足。不知道得后对他总结的这二十条,还有什么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深入的思考?这或许对后人的继续研究,会有所启发。

王瑶先生当年在和得后讨论鲁迅立人思想研究方法时,还提出“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水准:“最高成就,是得出定论”;“其次是自圆其说,不一定正确,不一定深刻,不一定人家同意,自己提出和人家不同的见解,说圆了,也不错”;“最没有用的是人云亦云,东拼西凑,没有自己的东西。这种文章写了等于没有写,不应该写的”。(《王瑶先生》)。以此评价得后的“鲁迅立人思想”研究,应该说,它已经成为“定论”。如孙郁的评论所说,得后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文章,“近四十年间,一直被学界引用”,“我们现在讨论鲁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他在鲁迅研究转型期的笔墨,带有独思者的勇敢”(《在鲁迅的词风里》)。

第二辑 “一个看透了大众的灵魂的人的灵魂”——《<两地书>研究》

评点

得后在研究鲁迅“立人”思想的同时,又对鲁迅“其人”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人”始终是得后学术研究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

这也是历史提供的机会:1976年得后调入鲁迅研究室,参加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编辑《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因此而读到了鲁迅与景宋(许广平)通信的手稿。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带有血肉气息的文字,得后有了惊喜的发现。如孙郁所说,“私人语境里的鲁迅,与公共语境里的鲁迅”是不一样的,得后因此“摸到了鲁迅内心最为幽微的部分”(《在鲁迅的词风里》)。得后后来对此有一个理论的说明。他指出,“实际上人们谈论的鲁迅形象,都是人们各自心中的鲁迅,都是人们头脑中所反映的鲁迅”,“只有表现在语言中,表现在文字中的鲁迅具有现实性的品格”。得后强调,“客观的鲁迅形象,是我们认识的客体,研究的对象,是我们心中的鲁迅形象的真伪美丑、深浅的试金石”,“唯一标准”;而这样的“客观的鲁迅形象,是由一定的具体环境(社会的大环境和身边的小环境)中的行为(行动),和言论即作品(包括书信、日记等全部文字)构成的,同时全部行为和言论都伴随着个人的心理特征(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因此,客观的鲁迅形象也就具有“固有的复杂性和某种隐蔽性”,“又包涵着异乎寻常的丰富、复杂乃至某些矛盾的内容”(《鲁迅形象的主观色彩》,收《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现在对鲁迅与许广平私人通信《两地书》的研究,就提供了体察客观的鲁迅形象最隐蔽,也是最复杂、丰富的方面的一个最佳切入口,如得后所说,私人书信中有着“更多的细致的心理活动的表现”(《<两地书>研究.序言》)。

于是,得后在对“鲁迅和景宋的通信与《两地书》”作认真细致的校读基础上,又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一个看透了大众灵魂的人的灵魂,是怎样的呢?”这不仅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更是鲁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关注者始终不多,得后四十年前就抓住了。

他的方法,还是鲁迅式的“从基本的人性出发”。得后说,“人类只能群居才得以生存,一切困境,由此滋生,由此蔓延”。而人的群居,又有三大最基本的形态和关系。首先“深深牵动人心”的是“男女关系”:“因为这是最自然的关系,最基本的关系,又因为这是当事人极想排他的私事,而他人又偏偏极关注,极感兴趣,极想干涉,倘在社会发展变革的关头,就更加是这样。也因此,这是了解一个人和观察一个社会的基本窗口,是人类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尺”。(《<两地书>研究.重印后记》)。再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就是家族关系,“在承前启后的家族系列中,人是上下两代中的一员”;得后因此认为,“在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中,探索一下在母亲与儿子之间的鲁迅,也是发人深思的”。(《<两地书>研究.在母亲和儿子之间》)。不可忽视的,还有人的“社会关系”;得后说,“我们研究鲁迅本人,也正是研究麇集在他一身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鲁迅在这种关系中的言论行动,他的气质、品性、心理和思想感情反映着一种怎样性质的社会关系,他所破坏的是什么社会关系,他所力图建设的又是什么关系”(《<两地书研究>.在母亲和儿子之间》)。应该说,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正是从处于这三大关系中的鲁迅入手,“更丰富更深刻更细致入微地”揭示了鲁迅更为隐蔽,在其公开言说和行为中难以窥见的“个性和心理特征”,这是极为难得的;得后说,“鲁迅的杂文本来就是那么以平等的态度和读者谈心交心,辛辣而犀利的笔锋中凝聚着真情;而《两地书》及其原信,更是信笔写来,感情洋溢,一颗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两地书研究>序言》)。得后还透露,在此书重印时,他曾有意加写《兄弟,兄弟》、《朋友,老的和少的》两章;但“想来想去,别有心绪”,最后“不了了之”(《<两地书>研究. 重印后记》)。这又是一个永远的遗憾。不知道得后对这计划中的两章,有什么具体想法,那会是很有意思的。在我看来,这样一部“处在人的基本关系中的鲁迅的心灵史”,得后只是开了一个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不知道得后在校勘《两地书》时,对鲁迅删去、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思想,还有什么发现与思考?——这又是一个远没有完成的研究。比如说,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就远远比我们在《两地书》里所看到的,要复杂、微妙得多;如果把它放在更大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包括鲁迅身后的历史)来考察,就有更丰富的时代内容与意义。不知得后对这些有什么新的思考?

第三辑 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

评点

孙郁认为,得后的鲁迅研究,1980年代的思考和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蒙”的联系是明显的;但到了1990年代,以至新世纪,他的写作就构成了“与社会思潮对话”的景观。(《在鲁迅的词风里》)。这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形势所逼。这就是我在一次演讲里所说的,“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风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反对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语”;“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新国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在某些人的眼里,鲁迅甚至免不了汉奸之嫌”:“号称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盟,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便是必然的结论”;“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鲁迅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的批判,不过是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自由主义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隘’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还有自称‘新时代’的作家,也迫不急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这样,鲁迅“运交华盖,突然变得不合时宜”,而“这样的情况,在二十一世纪初仍在继续”。这样,“在当代中国,研究鲁迅,传播鲁迅思想与文学,就具有某种‘文化反抗,文化坚守’的意味”。(《“鲁迅”的“现在价值”——2005年7月在“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上的讲话》)。

得后正是这样的1990年代和新世纪鲁迅研究中的“文化反抗,文化坚守”者。得后最为关注的,是“燕园兴起的国学热”对鲁迅的否定和挑战。在他写于2010年的《鲁迅与孔子》“自序”讲到“我为什么编写这本书”时,毫不含糊地回应说:“那个预言21世纪是我中华文化的世纪的长者不是明确坦承‘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吗?既然‘三纲’是中华文化的‘定义’,我期待今天的国学家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而直截了当地解释这‘三纲’的内涵、意义、作用,对谁有利,为什么今天还是治国的宝典,国家的‘软实力’?为什么世界各国将会信奉孔子,并改弦易辙实行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纲’?”如此针锋相对,旗帜鲜明,这是需要勇气的;这样不寻常的胆识,来自得后的一个不寻常的判断:以孔子的“三纲”治国并推广于世界,还是坚持鲁迅的“立人以立国”的思想,关系着中国以至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得后的这一判断的超前性。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得后在鲁迅研究上的文化坚守,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更为难得与可贵的是,得后又把这样的对文化以至国家、世界发展方向的大关怀,落实于学术研究上,他所要做的,不只是“宣言”式的反击,更是学术的回应。而在当时的鲁迅研究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即使达到与得后类似的认识,由于学术修养、准备的不足,也难于进行正面的学术论辩。当我因此而处于极度的困惑与内疚时,突然读到得后的学术著作《鲁迅与孔子》,确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喜和欣慰感:鲁迅研究界终于有人作出了科学的理性的回应。

得后能够这样做,不仅因为他的传统文化修养远高于我辈,更得力于他学术上的苦干、硬干、实干精神。他宣称,“我要把资料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请读者自己阅读原资料,自己思索,自己判断”,“我要请读者看看鲁迅对于人生的根本问题到底说了什么?孔子又说了什么?有比较才能鉴别。‘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鲁迅《随便翻翻》)”。《鲁迅与孔子》同样延续了他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方法,抓住人性和人与人关系的五大基本问题:“生死”、“温饱”、“父(母)子(女).血统”、“妇女”、“发展”,一一梳理鲁迅与孔子的思考与基本观点,提出“问题”,进行“解读”,并作“比较”,其用力之细,之全,之深,确实不多见。这样,他的研究与讨论,也独具说服力,并给读者的独立思考、判断,留下很大的空间。这也是他的目的所在:他期待读者,特别是“已经从中学、从大学、从研究生毕业的青年朋友”,在谋生的余暇,也翻翻书中提供的原始资料。为此,他特地写了《鲁迅所引用与加点评的<论语>》,“请出四位大家的《论语》译文”(按:指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以及实际由教授执笔的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论语批注》),和21世纪初的“明星教授”所讲的《论语》“比较比较”,“冷静地想一想:在当今之世,什么是可以信奉的?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存和成长有益有利?”(《<鲁迅与孔子>自序》)。

在这样的扎实资料梳理基础上,得后作出的分析,也因此特别具有启发性。尽管不一定是“定论”,但确实是“一家之言”,在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新主流”的“国学热”中,作为不合时宜的“另类”声音,能够引发人的独立思考:这正是得后所追求的。

在得后看来,孔子和鲁迅都是中国难得的,“伟大”的汉族思想家。他引述鲁迅的话:“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谈鬼神”(《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强调“孔子也是一个为人生的思想家”,因此,“鲁迅与孔子,在为人生这一点,有一些共同的思考,鲁迅认同孔子的一些观点,是必然的”(《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得后也因此肯定“孔子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对于人生诸问题得出了一些原则,可供后人借鉴,有可资借鉴的宝贵的思想在”。得后提醒人们注意,孔子的思想“传承了两千多年,历遭攻击而不衰败,不断分化而保持根本特质,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无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这一基本事实,对孔子思想不加分析地简单否定,绝不是科学的态度。在得后看来,孔子之所以在中国传承两千多年,至今影响不衰,“主要在孔子抓住了人类社会稳定的三个根本问题,即男女问题、父子问题、君臣问题,为此提出了他的处置方法”,而这三大问题也是鲁迅思想所要处理的关键性问题。这样,也就有了将鲁迅思想与孔子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特殊意义和价值。(《<鲁迅与孔子>自序》)。

得后同时强调,“对孔子的批评,无论他生前和死后都纷至沓来,源源不断,层出不穷,使‘尊孔’与‘非孔’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大风景线”。得后因此对孔子同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对孔子思想的评价,做了简要的梳理与述评,其中不乏创见,颇具启发性;意在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舆论并不一律”,“孔子,诸子中一家之言而已矣”,而此后“两千多年来,‘非孔’与‘尊孔’,儒家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的论争绵绵不绝”。(《鲁迅为什么“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

把鲁迅与孔子的思想分歧,置于这样的中国思想史、政治史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这不过是正常的论争,绝不是独尊者所说的“大逆不道”;而得后更要强调的是,“鲁迅与孔子分歧多于认同,而且分歧是重大的,根本的”。(《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在得后看来,问题正在于孔子思想是一个维护既定秩序,既定的人生秩序,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而他要维护的既定秩序的核心,就是被称为孔子思想的“本义”的“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基本三大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男女关系中,后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前者,“不得有异议,不得有异动”,这样才会有“社会稳定”:“稳定”的统治正是孔子和他的信徒,他的利用者、实际支配者的真正追求。得后因此认为,孔子思想是“为强者设计的方案,为权势者设计的方案”,“弱者一方是被压迫、被钳制、被束缚的一方,是被迫的人生依附,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一方”,其所继承的是“动物的法则、森林的法则,‘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两千多年前,在人类的童年、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势所必至的”;但到了19、20、21世纪的现代社会还要大力推行,就成了大问题。(《<鲁迅与孔子>自序》)。

问题首先在于孔子对人(人性)的认识,对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认知。他完全无视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意义,“直接要人的生命价值的道德性”,即所谓“‘道’性”。这样,他也就“必然抹杀人的普遍的生存权利,必然歧视、蔑视不合乎自己认同的‘道’的人的生命,必然心中暗藏着杀机,一有机会就会滥杀无辜”。现实生活中,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真正懂得孔子的:他的“仁政”与“暴政”是互为表里的。(《鲁迅与孔子思想的根本分歧》)。

孔子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智者,“他看到实际生活中人的差异:天赋的差异,性别的差异,地位的差异,职业的差异,财富的差异,道德的差异,等等”;“但他采取‘少数主义’”:“对上,他寄希望于‘圣人’;对下,他采取培养‘君子’的路线”,“对于大多数他要求服从”。孔子讲得最多的就是“君子与小人”。在具体论述中,也不乏“合理的内核”,但他的基本立足点,显然在“君子”。孔子出身微贱,他的人生志向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学而优则仕”,从政做官,“依靠诸侯的政治权力,实行他的‘德政’,赐民以‘仁爱’,再造一个‘东周’”,“孔子的希望在圣人、仁人,而基点在君子”。(《鲁迅与孔子思想的根本分歧》)。这样,在孔子这里,争取和维护政治权力与利益,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鲁迅断言,“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没有”,“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是点到了要害。

但孔子的影响力却不可低估。不仅他的“为权势者设想”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为历来的统治者青睐,以至“两千多年来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主流思想’——‘统治思想’”,直到已经是“现代——后现代”的“新世纪”、“新时代”的21世纪,还不断焕发出新的“惊人的生命力”;而且,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凡是“想做权势者的圣人”,那些知识分子精英,也都无一不对孔子称羡不已,可以说“新国学”的鼓吹者,都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的有一个“做当代孔夫子”即“国师”的美梦——即使当不了“国师”,做个“智囊”也很有诱惑力:这本来就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

更不可忽视,也是得后最为忧虑的,是孔子思想对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思想的渗透,控制,以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民性”,得后称之为“汉民族国民性”。他如此倾其全力地研究和讨论“鲁迅思想和孔子思想的根本分歧”,其内在动因,就是要用鲁迅思想来对抗孔子思想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和引领,把鲁迅所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延续下去。得后在书中的论述中,一再引述鲁迅对渗透了孔子思想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性论述,将其凸显出来,大有深意,也是我读得后这本书,最受震撼之处——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能,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两地书. 一〇》)。

“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作‘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只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两地书.八》)。

“约翰弥尔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忽然想到(五至六)》。“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而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漫与》)。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

“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种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通讯》)。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欢喜”。“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乱一治’;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人’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灯下漫笔》)。鲁迅文章最后一句话是“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将鲁迅的这些写于1920、1930年代的论述,放在“当时——眼下——未来”的历史时空下,思前想后,我们能说什么呢?或许得后还有话要说?

第四辑 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异同论

评点

鲁迅与左翼的关系,是1990年代以至新世纪,鲁迅研究所遇到的时代提出的第二个挑战性问题。这里也有一个过程:1990年代初,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居主导地位,左翼明显被冷落;但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思潮开始左倾,出现了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涌现出了各种类型的“左派”,除了坚持“毛泽东主义”的“老左”之外,还有具有明显国家主义倾向的所谓“爱国左派”,就连“新左派”也越来越热衷于鼓吹“中华中心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与左翼的关系,就引起了社会和思想界、学术界的关注。本来,鲁迅,特别是鲁迅晚年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联,本身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以及鲁迅研究史上的重要课题,而且一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现在,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就成了一个涉及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的重大时代话题。得后以他特有的敏感和历史责任感,于2005年写出了这篇力作:《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及时作出了学术回应。

得后态度还是谨慎的,他着眼于专业的研究与讨论;坚持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为立论的出发点和根基;坚守以既非绝对肯定、也非绝对否定的复杂态度,面对一切事实。

他的讨论,从鲁迅立人思想的“三块基石”入手。本来,1980年代初得后和王瑶先生讨论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时,王瑶先生就提醒说,“研究鲁迅思想,必须以近代中外思想潮流为背景”(《王瑶先生》);“三块基石”要回答的正是鲁迅立人思想与世界思想潮流的历史渊源,实际是其理论基础的问题。得后经过对鲁迅相关文本和时代中外思想潮流的认真梳理,明确指出,“鲁迅认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把生物的人作为‘立人’思想的逻辑起点,进化论也成为他‘立人’思想的理论基石之一”;鲁迅又“详细考察了世界发展的轨迹,特别是路德宗教改革以来文化——文明发展的状况,认为文化的发展必然出现偏至的现象,选择十九世纪末尼佉(今通译尼采),勖宾霍尔(今通译叔本华),斯契纳尔(今通译克尔凯郭尔),显理伊勃生(今通译亨利克. 易卜生)等的‘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的又一个理论基石”;到了晚年,鲁迅又“有所选择地吸纳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他“对于‘人’的理解就在原先的生物的,社会的,地域的,种族(民族,国家)的之中,增加了马克思的‘阶级’的成分或说因素”,又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将“社会、种族,阶级的功利主义底见解,引入艺术里”,强调“美为人而存在”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这构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第三块基石”。“三块基石”论的提出,显然是对鲁迅立人思想认识的一个深化;鲁迅立人思想也就成了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得后强调:“鲁迅是带着这样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的理解,步入中国的左翼文艺阵营”的。(以上讨论均见《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这样,得后也就从鲁迅“立人思想”的发展的角度,对历来存在争论的“鲁迅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参加左翼文艺阵营”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与学理分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得后强调和突出了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主要是依据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而在1930年代一般人的眼中,普列汉诺夫是反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孟什维克的领军人物:这也正是鲁迅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不同寻常之处。现在,被得后敏锐地抓住了。

但得后更为关注,也格外用力研究的,是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前后的种种内部矛盾与争斗”,以揭示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鲁迅与1930年代的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即“同中之异”,而这背后显然存在鲁迅与逐渐成为中国发展的支配性力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样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得后首先讨论的是,对人性与阶级性关系的认识的分歧。得后指出,在自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太阳社、创造社的左翼作家的理解里,“人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讲‘人性’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按照马克思理论,人的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文学的阶级性》)。这真是一语点出要害:所谓“只有阶级性”就是根本否认人的自然本性,将人的社会本性极度狭窄化,这也就否定了人天生的生存权,温饱权和发展权,这都是鲁迅立人思想的基本要素。得后严正指出,“这种惟‘阶级性’论,不仅摧毁了我们中国人的人性,使原有的‘民族根性’恶性膨胀,并且将人性中的‘诚与爱’摧毁殆尽”。更为严重,也更带实质性的,是究竟是谁来确定人的“阶级性”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无产阶级”的?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要占有权势的地位,就可以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而把一切异己者打成“阶级异己分子”,而自己一旦“失去权势”也“立马变成阶级异己分子”。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惟阶级论”,反人性论,成为权力至上的暴力统治的理论基础。

鲁迅还要追问的是,“革命”的目的、手段是什么?我们究竟追求怎样的“革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太阳社、创造社的革命家,“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这一思想立刻被得后抓住;他强调,这是“鲁迅独特而卓越的思想,也是切中中国革命的要害的思想”。可惜从来不被中国的革命者和左翼知识分子所接受,也长期被中国的鲁迅研究者所忽略,现在在得后的笔下得以凸显,这本身就有一种意义与价值。

鲁迅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一个或许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其背后还有一个“文学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但却很少有人敢于直面。得后早在进行《两地书》研究时,就注意到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一次私下讨论。当时的许广平,也是一个有着革命倾向的进步青年,有人邀请她加入一个属于“党(国民党)的范围”的团体,她有些犹豫不决,就来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答说:“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自己的若干意见,是可以”(得后抄录自原信,不见《两地书》,参看《<两地书>研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鲁迅作了一个演讲,延续这个思考,讨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得后认为,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有着丰富复杂的内涵”。得后最为看重和要强调的是,鲁迅“对革命胜利后取得政权的政治家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不信任的态度”。在鲁迅看来,“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于不同的方向”。即使在革命过程中,为了改变现状、夺取胜利的需要,“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以前反对那些人用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政治家的本性就是“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但“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在得后看来,这正是“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的根本区别与分歧所在:“鲁迅文学”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要想,要开口”,为政治家,权力的执掌者所不容;而所谓“左翼文学”则是服从于政治和政治家的需要,为夺取权力与维护权力服务的。得后说他的“结论”是,左翼文学迟早要“终结”,而鲁迅文学则“期待发展”,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得后2005年这一开创性的探讨,也没有充分地展开。得后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提出新问题,却从不作更多的发挥与讨论。这或许是他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种缺憾,其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衷:受到知识结构和视野的限制,很难展开来充分讨论,又不愿作没有把握的“发挥”,就只好“戛然而止”了。但不管怎样,能发现与提出问题,就具有启发性,有心人自会继续探讨。我自己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并于2009年在台湾“与鲁迅重新见面”论坛,作了一个“‘左翼鲁迅’传统”的报告(文收《鲁迅与当代中国》一书)。讲话一开头就提到得后的这篇《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指出“左翼鲁迅传统”问题就是在王得后的启发下提出的;当然,也有我自己的理解、研究和发挥。以后,在回顾这段研究历史时,我总结说,“当代鲁迅研究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得后”,他所提出的“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改造”、“立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的命题,以及他对“左翼鲁迅”的思考,都成为我的鲁迅研究的重要出发点;而“这样的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呼应”(《我的中国人及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就构成了1980年代的一种学术氛围。与此相关的,是我们之间的不同意见的磋商与交锋,对彼此研究之不足,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和讨论。前文引述的得后对我的研究主体性过强,喜欢作宏大结论,对客观史实的谨慎、全面梳理不足的缺憾的批评,即是一例。这其实是包含了得后对“过分发挥”的担忧。对这样的商榷和批评,我们都视为自然、正常的学术关系;这样的“不存任何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利益的考虑,一心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创新,真正做到‘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相对“纯粹”的学术境界,确实难得难遇:在这个意义上,得后,我,我们的朋友,真还是幸运的(见《王信走了,那样的“纯粹的人”不会再有了》)。

回到讨论的主题上来:在我看来,得后他在1980年代所写的《鲁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一文就已经包涵了相关的思考。他强调,鲁迅以“立人”为中心的关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思想体系,“根本性质是否定性的”,“它在总体上是对旧社会和旧文明的批判性的否定,而不是关于未来世界,未来人与人的关系准则应该如何的、永恒不变的教条”。在鲁迅看来,“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这就意味着,在鲁迅这里,永远“执着于现在”,批判现实的一切黑暗;而绝不寄希望于“未来的黄金世界”,在他看来,即使到了“黄金世界”,也依然有黑暗,需要批判。得后说,“这是鲁迅思想的彻底处,也是它的深刻处”。得后据此而概括说,“鲁迅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明,对旧中国现存的一切,对他自己都自觉地无情地进行批判,予以否定的思想家”,“最难能可贵的是‘自觉’和‘无情’”:这其实也正是“左翼鲁迅”的基本特质。

2015年和2016年得后连续写出了关于“鲁迅左翼思想”的两篇文章,就开始了对“鲁迅左翼”的系统思考与研究。在《鲁迅与成仿吾们的分际——鲁迅左翼思想的特质之一》里,得后明确指出,鲁迅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自然科学根底,“承认人性存在的事实,追求理想的人性;珍惜生命,坚持人道精神”;而与“批判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否定人性,否定人道主义,崇尚牺牲”的左联左翼明确区分开来。《在暴力和暴力革命的年代——关于鲁迅左翼思想的一点思考》里,得后要讨论的是,“血与火的现实,摆在鲁迅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面对民众受辱的局面(不论是外来的侵略,还是内部的专制暴力),是否认同、支持并实施暴力反抗?”得后按照他的研究基本方法和习惯,将鲁迅的相关论述作了全面梳理,然后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基本事实: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北伐,到共产党革命,鲁迅都是支持者,参与者,“鲁迅主张‘报复’,反对‘宽容’,赞成或参加抵抗与暴力革命”;得后详尽分析了五个方面的原因:“强烈的自尊、不甘受辱的个性”,“责任心”,“事实的教训”,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相信“为了解除将来的一切苦,应该战斗”,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人受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等等。得后同时分析说,“鲁迅赞同、支持暴力革命的思想带有一种被迫性:由于觉醒到,自己处于奴隶地位,身受欺凌与压迫,不愿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而苟活”。因此鲁迅在赞同“为了社会改革,需要战斗”的同时,又要求“严格限制战斗中的伤亡,严格区分改革者的暴力与寇盗、奴才的暴行”。鲁迅也因此说,“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而得后则强调,“鲁迅思想深层结构是从自己着手,解放自己阶层的人;而不是对他人的斗争”,那是迫不得已的“反抗”、“抗争”和“复仇”。得后认为,鲁迅最为关注与担忧的问题是,“夺取政权之后的政治作为,是以暴易暴,改朝不换代,依旧继续秦朝专制制度;还是既改朝又换代,消弭暴力,不再实施暴力统治,建设一个‘人国’”:这才是鲁迅的真正追求。分析到这里,似乎已经把鲁迅对暴力反抗态度的复杂性说清楚了;但得后并不满足,又注意到鲁迅另一个层面的态度:“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即多疑虑;二须不惜牺牲,我最不愿意别人牺牲”。得后指出,“这也可以说是鲁迅的弱点,软肋;但也是觉醒的知识者的宿命”。得后的讨论并不以完满解释为结束,反而留下一个难解之题:“当社会利益、价值观和道德观,进入‘和平’与‘战争’,暴力与暴力革命之中考量,永远是一个纠结不已的悖论:人类,生存于暴力时代的人类,怎样面对暴力呢?”——在我看来,得后关于“在暴力与暴力革命年代”的鲁迅左翼思想的思考与研究,充分展现了他关注与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研究特色,同时也预示着他下一步的鲁迅研究,特别是鲁迅左翼思想研究,将会有新的开拓与发展。据说得后已经有了好几篇文章的底稿,但却因为身体的原因,戛然而止:这真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它留下了许多的问题。我在《关于鲁迅的两封通信》(收《鲁迅与当代中国》)里特意提到,我和得后私下交谈时,谈到“对鲁迅有一些说法,还有不太理解的地方”。比如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里,提出“知识与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思想和生存还有冲突”;在《<思想. 山水. 人物>题记》里,还谈到他同意海涅的观点:“自由与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人们只得先求其一”。理解鲁迅的这些看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复杂化地看待鲁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鲁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海涅式的“堂吉诃德式的知识分子”的关系,对苏联建国后的“文艺政策”,都有过关注与研究,这都有待开掘与研究。鲁迅呼吁“永远的革命者”,他在《小杂感》里,谈到“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还把既有的革命历史概括为:“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提出的“奴隶总管”的概念,后来又提出“革命工头”的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革命胜利“以后”的隐忧,都具有超前的深广的历史意涵。深信得后都有过关注与思考,或许就是他想写而未及写出的研究和讨论课题,得后能把你的相关思考略说一二吗?

第五辑 接着继续讲

评点

得后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里即强调鲁迅的思想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为“鲁迅是以其独特的思想认识人生并从事改良这人生的实践型的思想家”。得后也以此要求自己的研究具有某种实践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国人和社会”为指归。他也因此积极倡导“鲁迅研究的新路向”:“从鲁迅出发,阐释鲁迅,然后按照鲁迅的思想和思路,思考我自己和我同时代的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提出新的思想”。这里内含着三个方面的重要追求:一是坚持以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人的生存、温饱、发展”的基本诉求与权利,为思考和实践的方向和基础;二是按照鲁迅思想的原理原则“接着继续讲”(《从鲁迅出发,回到人类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抗争——为1993“鲁迅研究的新路向”研讨会而作》);三是“发展鲁迅思想”,这是“全面改革的时代需要,也有实现这一时代要求的可能性”(《发展鲁迅思想,繁荣杂文创作》)。这大概也是1980、1990年代鲁迅研究界我们这一批人的共同追求,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讲鲁迅,接着往下讲,接着往下做”的要求:那时候我们确实对鲁迅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研究充满了期待与信心,并且也是认真去做的。从前文所介绍的得后1990年代和新世纪对“鲁迅与孔子”、“鲁迅与左翼”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就不难看出,不仅课题的选择是自觉地和“时代思潮”进行对话,而且在具体的论述中,都显然融入了对鲁迅相关命题的时代新思考,新发展。

而得后还自有特点,就是他对鲁迅式的杂文写作的倡导和实践。在得后看来,鲁迅思想的实践性,主要是通过他的杂文写作来实现的,“鲁迅思想最主要载体就是杂文”。他因此而郑重提出,“发掘鲁迅思想,固然有赖于对鲁迅思想的研究,论证和阐发,也可以通过学术论文、学术著作来达到,但最有力的莫过于杂文创作,特别是鲁迅式的杂文创作了”。他因此倡导,“第一流的鲁迅研究者,(应该)是最好的鲁迅式杂文的创作者”,“这是把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理想方式”(《发展鲁迅思想,繁荣杂文创作》)。

但杂文写作是需要相应的学术素养与才情的;像我这样的研究者即使有意尝试也是力不从心。这样,得后的呼吁,尽管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却很少有人具体实践。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学术景观:1990年代为数不多的集鲁迅研究与鲁迅式的杂文创作者于一身的学者中,得后即是其中一位。

据得后自己回忆,他是在1981年参加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时,起意要写鲁迅式的杂文的,但真正落笔是“在七八年之后”,应该是1980年代末(《人海语丝.题记》)。并且很快就“认识了许多位我崇敬和佩服的杂文家和漫画家”,集合成一个群体,也是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杂文界的一道景观(《写在<垂死挣扎集>后面》)。得后自己先后出版了《垂死挣扎集》、《人海语丝》、《世纪末杂言》、《我哪里去了》、《刀客有道》、《今我来思》等杂文集。我注意到得后的学术论文集《鲁迅教我》里,还特意附录了他的杂文(其中《鲁迅为什么憎恶李逵》、《国民性是根本的政绩》已收入本书):看来,他是把自己的论文写作与杂文写作视为一体的。

而得后所要做的,无非是“接着鲁迅往下说”:1926年鲁迅写《记“发薪”》关注公务员的“索薪”,得后在2003年写《从“索薪会”到“走投无路”》,对农民工要索取老板拖欠他们的血汗钱得不到法律支持“走投无路”而大声“惊呼”;1930年代鲁迅写《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借街头小景揭示社会和国民性问题,1990年代末得后写《挤》,为鲁迅所说“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的本性不变而感慨不已。得后对鲁迅关注的中国人的语言问题特别有兴趣,因而写《奴隶语言和奴才语言》,在鲁迅相关论述基础上,对新时代普遍化了的奴隶语言和奴才语言的新形态,做了鞭辟入里的新分析。而在《国民性是根本的政绩》里,强调“历久养成的”国民性,正是“历代统治者的政绩”。因此“国民性的改造,根本也还要实行新政”,“官性”(政治思想、体制)不改,就谈不上“国民性”改造,“不捅破这层纸”,“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大家都在“做戏”而已:这都是用鲁迅的思想、眼光点破现实的问题。《生存不是苟活》里,得后对鲁迅“为青年设计,回答青年提问郑重劝导的第一要义”作了认真的解读,其实也是得后对当代青年的“郑重劝导”,文章最后一句:“‘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这是真的,很值得警惕”,这背后的焦虑已经溢于言表。

但得后仍是清醒的:他在写了近十年杂文,到1999年所写《世纪末杂言》“题记”里即表示:“我有一种预感:杂文大概将在21世纪从我国消失”。而且不幸而言中:不仅得后,他那一群杂文家也都先后沉默了。在中国,像得后所说的“讲究是非,爱憎分明”而且“话里有话”的杂文,“决不插科打诨,也决不帮忙帮凶”的杂文家,确实很难长期存活。而写鲁迅式的杂文,“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接着鲁迅往下做”,还要“发展鲁迅思想”,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毕竟努力过了,挣扎过了,尽管是得后所说的“垂死挣扎”(他就是以此命名自己的杂文集的)。

总评

得后将他的两部主要的鲁迅研究著作《鲁迅教我》和《鲁迅与孔子》都献给李何林先生,自然大有深意。这不仅是要对李先生把自己引入鲁迅研究界表示感谢,更是对他的鲁迅研究表达敬意。得后在《鲁迅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军领军的代表——纪念李何林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一文里,将李先生“鲁迅研究的学术遗产”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终身信奉鲁迅思想,把它作为自己革命一生的指南”,“并希望推己及人,因而力主向青年普及鲁迅,宣讲鲁迅”;其二“不唯上,不阿世,不讲情面,不为流行的时尚观点所左右,心怀坚定的鲁迅信仰,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特操”;其三“对于鲁迅作品,运用逐字逐段的‘串讲’的方式,细心地严谨地领会鲁迅的思想”,“证实与证伪”,“开启了今日‘细读’‘精读’鲁迅的传统”。应该说,李何林先生领军的这一鲁迅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了新的发展的。得后和王富仁都是重要成员,我自己也愿意忝列其中。当然,我们也并不完全认同李何林先生的观点,如得后所说,“李先生既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也留给了我们时代性的教训”,需要有新的发展。我们要继承、发扬的是最关键的两条:一是以鲁迅思想作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为自己的历史责任;二是坚持鲁迅研究者应有“特操”,“不唯上,不阿世,不讲情面,不为流行的时尚观点所左右”。在我们看来,鲁迅是一位在现当代中国少有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以他的思想为基本信念,是一个自然的选择。鲁迅是“五四”启蒙传统的最重要的代表,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研究与传播鲁迅思想正是时代的需要与必然;而鲁迅思想又超越了启蒙主义,在后启蒙时代也依然能够不断给我们以新的启示。这绝不是将鲁迅“神化”;得后、富仁和我都坚定地认为,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对鲁迅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原创性、前瞻性,他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和影响,远远估计与认识不足,一切都还仅仅是开始。何况今天的中国,还远远不是“敞开来谈鲁迅”的时候。得后在回忆深知、真知鲁迅,鲁迅的朋友和研究者杨霁云先生的文章里,特意提到杨先生的一个判断:“改造中国人,改造中国社会,确是鲁迅终身的信念。但社会势力坚于原子核,至今收效如何,有目共睹。到诞辰四百年的时候,倘能稍有成效乎?”“立人,目的在改造人及社会,不是短时期所能见效。要代代战斗下去”:这都是难得的清醒之言。杨先生还说,“‘文人的铁,就是文章’,但这文章是在‘制艺’、‘策论’以外的。尤须注意,此‘铁’往往与‘镣’、‘牢’相连”,研究与传播鲁迅思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霁云师门外》)

在深知这一切以后,当有人问得后:“如果有来世,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得后回答说:“中国”。“如果有来世,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得后回答说:“研究鲁迅”。得后并不回避他对中国和中国国民性(得后称之为“汉民族的特质”)的悲观与绝望;但他依然相信:“一个养育了鲁迅的中国,他一定会愈来愈多的认识鲁迅,信服鲁迅,接受鲁迅”,必将走向“立人”而“立国”之路,“像鲁迅那样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垂死挣扎集.写在前面》)。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这背后有着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坚定信念。

从这样长远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我们这一代的研究,既不难看出其价值:毕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更显示出其局限性。得后说,“鲁迅是一个作家,可我没有艺术感。鲁迅是个思想家,可我没有理论思维。鲁迅是个翻译家,我是外文文盲。鲁迅‘几乎读过十三经’,我不懂文言文。鲁迅是个革命家,我只能逆来顺受”,“我自信我对鲁迅有所领悟,但我自知我不能读得很好,达到满意的程度”。他所说的都是老实话,说出的正是包括我在内的成长于“与人类文明全面决裂”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性弱点。我们根底不厚,先天不足,全靠后天的勤奋,才取得一点有限的成果,“有缺憾的价值”。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得后说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有了觉醒,“没有成为鲁迅深恶痛绝的‘理想奴才’,‘万劫不复的奴才’”(《垂死挣扎集.写在前面》)。于是,就有了得后对自己的总体评价;在我看来,也适用于对包括我在内的这一群人的研究的评价:“成绩这样单薄,肤浅”,影响也有限,但“也许并不平庸”(《鲁迅教我.题记》)。

2021年5月17日——6月1日写,6月2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