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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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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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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往昔

一梦一世界

郑清日

小时候,我经常彻夜失眠。我家在村口,有一棵可以环抱的柿子树在我们家门口。夜晚偶有野猫或是猫头鹰之类的停在树上凄冽的嘶鸣,仿佛白天做错事夜晚来此忏悔或受审一样,声音响彻大地。除此之外,安静的可以听得见星星在天幕上移动的声音。光光的月亮照在老树枝上,从我的窗口透进黑沉沉的影子,象一双张舞的手。我的眼睛一直睁着,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就这么睁着眼,等着梦来,梦来了我就可以睡着了。窗外火光冲天,沉闷的呜咽声和无数双黑沉沉的手纷纷扬扬地飘落一地,青灰色的瓦片整块整块的立在地上,一歪一正的整齐的摇摆着,象极了要吞食的大嘴。我开始呼喊,一声接着一声,大地依然安睡,我的声音不知去了哪里。一只黑沉沉的手向我伸过来,我拼命地挣扎着向后,却无法动弹。

手终于压向我……“又做噩梦了,傻孩子!”是爷爷。那手宽宽的厚厚的,那么的温暖。爷爷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象村庄里六月笋破土的声音,香柔的味道飘散开来。记不清有多少次这样梦魇着呼喊着醒来,每一次爷爷都从隔壁过来拍着安慰着让我再睡下。而他因为年纪大了,醒后很难入睡,等我重新入睡了他悄悄把门关上,自己一人在外面抽烟,当时的我对这一切我浑然不知,只有每天清晨打开门望着满地的烟头,想象着忽明忽暗的烟火如那星光般照亮了黑夜。看着朝阳底下一地熄灭的星光,我的睫毛常忍不住如青草般挂起清晨的露珠,清澈的闪着亮光。多想有一天可以倒下便睡,再没有那些张舞的黑沉沉的手,可以做个美丽的梦,不再把爷爷吵醒。

七月的村庄,汗流浃背。满眼是水稻,满眼是挥舞的镰刀,人们要赶在台风和洪水来临前完成收割。若干年后,我听见电视里新闻播报圣帕来临、桑美来临……眼前总浮现出弯压压的田野,水渍渍地躺满稻谷。

收割的季节,中饭都是由家里的女人和老人送到田埂边,满山遍野都飘散着绿豆稀饭的香甜味道,镰刀们裹着裤腿,在烈日底下席地而坐,吃着说着笑着,一脸的灿烂。身上的泥巴慢慢干去,脸上胸上腿上手上,一道一道地如图腾般伟岸。我们家没有田,每当这个季节,我就跟着爷爷行走在村里的土路上,如视察般又如巡礼般。我常为他们口中西哩哗啦的绿豆稀饭直流口水。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农民,可以裹着裤腿坐在田边吃绿豆稀饭。

稻谷收割完,那棵老柿树底下就会堆满稻草,孩子们借着稻草的高度爬到树上兜知了或是在草垛上翻滚打闹。过些时日,那些稻草不知会被谁一把火烧掉,每年总有这么一个人,如使命般自觉传承。草堆化一缕青烟袅袅飘散,像一幅素描田园画一样美丽。我却总望着烈焰中的老树发呆,仿佛青烟都是眼泪化成的蒸汽。以为它就这么死了,尽管我知道夜晚来临时,我依然会透过窗户看见亮亮的月光照出的黑压压张舞的手,尽管我仍会因它梦魇而醒,我还是难过极了。

初中,语文老师在讲解成语“焚琴煮鹤”时,我忍不住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同桌,古时候的琴是柿子树做的,她一脸愕然。

其实每年的秋天,它依然挂满红通通的柿子,如灯笼般。我望着它们,一度以为是经过烈火烘烤才这么红。矮处的柿子渐渐被人摘去,叶子早已落光,只剩下高处够不着的几颗依然很灿烂地笑在黑压压的肢体上,一直到冬天。

我更偏爱北方的冬天。想象中在粗旷凛冽中,享受大雪纷飞,铺天盖地的浩荡是何等的幸福。这或许是我对所有和飘有关的词汇及事物都好着特殊感觉的缘故。不过,地域很多时候本身就意味着待遇。北方人无福享受南方的精致婉约,南方人奢望不了北方的空旷悠远。城市和农村也如此,地理位置好点,所以高楼耸立,灯红酒绿,成了城市。地处偏僻,所以贫穷,成了村庄。也许差距会逐渐地被拉近,但中间的界限永远都将存在,就象身份证编码一样,是终身的。

记忆里,小时侯的冬天也是十分寒冷。清晨总会一呵成气,田野和小河也偶尔会结上薄冰。我总会早早地被爷爷从被窝里拉起来,穿的十分笨拙的站在门口晒太阳或者等太阳晒。院子里的太婶婆,也总拄着拐棍早早地站在村口。她是我见过的除曾外祖母以外裹脚的老人,脚小的跟我的小脚差不多,我喜欢凑到她跟前弯着腰看她的鞋子,有时甚至天真的想脱下她的“袜子”看看到底什么样。

她每天都要抬头数一遍剩在高枝的柿子“一颗、两颗……”一顿一顿地呵着白气。她张嘴时,我看不见牙齿。皱纹拥挤地排列着,轮流蠕动。

柿子一天天在减少,终于落尽。那个早晨,太婶婆死了。

出葬的那天,天阴沉沉的。我跟在送终的队伍中冷的发抖。棺材从老树底下抬过时,我仰望高处的枝头,一颗柿子红通通的挂着,我以为是太阳出来了。

我忽然想起太婶婆数那些柿子时,眼睛会特别明亮,仿佛要从眼缝里一颗一颗的装进去。

在那个世界里,她一定会把它们高高的挂起,如大红的灯笼般,成片成片的,暖暖的。她只是换个地方做梦去了。

人会象候鸟般迁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老树站在村口为他们送行,迎他们回来,尽管有些人不愿回来,有些人回不来。

九十年代初,村里有了一趟班车,站点就是那棵柿子树。

三月,春风象手绢般飘动,湿润地贴过脸庞。

每天天蒙蒙亮,公鸡清脆的鸣叫如不张扬地号角般,此起彼落。有一两盏灯朦胧胧地早起。村里有个习俗,清晨太阳出来前不可以大声说话,尤其是出远门的人。人们谨慎地低语,脚步如轻扬地稻草般掠过悠长的小路,和村庄庄重地告别。简单的提包和捆扎地如豆腐块的被褥被放在树底下。有人蹲在树边抽着烟,火星忽明忽暗。有人踱着小步,似乎迈不开一样。直到车来,车走。

无数个黎明,我趴在窗口看着班车一次次开走。

听爷爷说过关于出远门的故事。爷爷的第四个兄弟,我应该叫他四爷。四爷二十一岁娶了老婆,一年后的春天老婆就病死了。四爷变得生性怪异,终日喝酒,脚步摇晃的走在村子里唱一些很嘹亮的调子。有时整夜整夜的坐在村头的小河边。那年夏天,大水肆虐,牛和树被翻滚着冲走。大家在忙着筑防水堤时,四爷做了一个竹筏,奔流而去,调子嘹亮。据说那条小河是连着闽江的。有人说四爷在马尾港当过搬运工,后来参了军,再后来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我问爷爷,爷爷摇着头说:“他只是换个地方做梦去了。”

这就是我脑中关于漂泊的最初记忆。

长大后,听到那首从远古传来,唱了百年的《走西口》时,鼻子竟会莫名的开始发酸。也许我所目睹的那些场景同那段凄婉缠绵的厚重历史相比似乎是远不能及的,但十多年前那些晨寒中,男人们的身影依然透着苍凉和忧伤。那时候,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关于“改革”关于“开放”关于“国家政策”关于“特色道路”,他们只是在出远门。

太阳升起时,总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小伙伴站在老树下,失落的扯着衣脚望着远方。安分的人们依然扛着锄头迎着朝阳走向田间。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做个不出远门的农民,可以不用离别。

正是那年的秋天,我也第一次走出了村庄。仍然是从柿子树下出发。爷爷站在路边双手后背,微笑着看我。

那时在县一中上学,寒暑假各回来一次。每次回家几乎都是傍晚,远远地望见老树,望见乡村的炊烟,手上拎着沉甸甸的书包,漂泊感悄悄袭来。

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地到处在上演着暴富传奇。村子里归来的出门人,开始在村里盖起小砖房。暑假,拖拉机吃力的驮着红砖和钢筋一路尘土的驶进村子。

钢筋拉来时,是卷成圈的,要先拉直, 然后再按要求锯成长度不等的小段才能用来盖房子。出过远门的人,是精明的。他们将钢筋一头死死的栓在柿子树上,另一头栓在拖拉机尾部,拖拉机启动后,以最大马力绷拉……发出古代战场上刀剑搏杀的碰撞声。每一下绷拉,叶子纷纷扬扬的落满我家的屋檐,在六月的天空下,如雪片般醒目。那年村子里盖起了六幢砖楼,红艳艳的点缀在低矮的青瓦房间。秋天,树上一颗柿子也没有,黑压压的树枝颤晃晃的立在风中。一进村就看见树头上钢筋勒过的疤痕,象极了掉光牙的嘴,无力的张着。

后来,村里的砖楼越来越多,那嘴越张越大。黑压压的树枝依然矗立着,没有叶子,如寂寞的灯挑般在等着早已回不来的灯笼。

很多年后,在看电影里五马分尸的镜头时,那些凄绝的呼喊中,我的脑袋里只有一棵树。

很多年后,网上有一则关于江西上饶一名农民在绷钢筋时当场死亡的新闻,他的操作和当年我村子里的人们一样,不幸的是树被瞬间拉断,钢筋飞向头骨,血和脑浆四溅……我在电脑屏幕前,遥望那棵柿子树,它是那么善良。

2000年,村里扩路,把原来的土路修成水泥路,柿子树的位置正好在扩的范围。爷爷说人们动它的时候并没有费多大力气,轻轻一碰就顺势倒下,树枝粉碎了一地。

路宽了,走的人却少了。出去做生意、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一半以上的人口为了生计漂泊于各地的城市。只有1/3的人卑微的固守着这片土地卑微地耕作。砖房越来越多,却一年四季的空着。种田的人越来越少,收割的季节再也看不到当年蹲在田埂上吃绿豆稀饭的热闹场面,更没有新闻里农民们机械化收割的欢欣愉悦。原来的那些田地,有一半以上长满了荒芜的杂草。村里的小学校舍并不差,上学的孩子却越来越少,有的随便上几年,就迫不及待的加入外出打工的行列。村里的小学因生源不足和隔壁两个村的小学合三为一,上学的孩子要走七八里路去外村上学。同样在中国的许多农村,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希望小学建起来,无数的孩子终于可以在自己的村里上学,而那个村庄的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却走进了别人的历史。

也许所有的人都曾天真的说以后回来建设家乡,但现在的村庄却更加荒芜,准确的说是开始荒芜和萧条。因为它实在太偏僻了,它没有矿产以及其他可开发的资源,它只是闽东南部平凡不能再平凡的山村。投资的人不会来,出去的人不回来。村庄除了那条水泥路和一年年逐渐增多的空壳似的红砖房以外,没有什么实质的转变,田依然是田,山依然是山,比以前更安静,更加寂寥。人们富着,村庄穷着。

城市的诱惑很大,村庄的路途很远。

好在村子的人都还执守着这样的习俗,不管你走多远,不管你平时在哪,过春节时能回来都会尽量回来,哪怕历经辗转。所以,村里过年的那几天依然如往日般热闹,也就那几天才象个村庄。它仿佛昙花一样,等待着在每年的春节绽放那么一瞬间。像村庄的老人们一样,等待着在每年的春节温暖那么一下子。

许多年后,我也成了回不来的人,也只在每年春节回家一趟。在老家小住的每个夜晚,总有红通通的灯笼和绿豆稀饭的香甜味道弥漫在整个梦境,热闹非凡。偶尔还有无数黑压压的手以及嘹亮的调子。但梦境的最后总是碎了一地的树枝,象碳墨般地在地上书写着巨大的荒凉,风吹过,整个村庄没有一点声响。

每次过完年返回工作城市时,爷爷仍然总会站在路边,双手后背,微笑着看我坐上车,走远。缓缓闭上眼睛,爷爷的皱纹弥漫过心田,象水稻的叶子般,在轻柔的摆动中,把我的心划得生疼,又如火红的柿子般,温暖的烫伤双眼。

在汽车的疾驰中重新睁开眼时,猛然发现,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在向前,只有村庄逆流而去。

就这么一年又一年。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农历丁亥年十一月二十日冬至节气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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